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著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对。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则悲。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明朝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从历史来看，每一朝代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
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_，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著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著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著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