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贤相录:“师范”王旦 宽厚贤达 谨严无私(图)

2014-12-25 09:08 作者: 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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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者,原为辅助之义,后引申为辅助国君,管理国家政事者称为相。在春秋时候,“相”一词已出现,但非为官职,只是代表居于辅助国家的地位。据《史记•秦本纪》载,至战国时,秦“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相”始为正职。
 
《荀子•王霸》曰:“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丞相是中国古代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为百官之首,统领外朝官员。天下百官奏事,须经丞相,而重要政策亦须由丞相领衔奏请;对于郡国百官则有考课论赏及任免之权,并需收阅各地“上计”。换言之,丞相是朝廷上行政权力最大,助天子理政之最高负责人。《汉书•百官公卿表》尝简言其职掌为“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然则,何谓贤相?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在相位之治世名臣者;或据《荀子•富国》云:“若天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或举明代焦竑《玉堂丛语•文学》语:“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贤相之盛节也。”另又有《曾国藩家训》曰:“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中国数千年来,朝代更迭,贤相辈出,且看下文一一道来。
 

北宋名相王旦,网络图片。
 
王旦(公元957—1017年),字子明,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宋真宗执政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天下称之为“贤相”。
 
王旦父王佑为宋太祖、太宗时名臣,有很高的威望。王旦幼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学上进,善著文辞,深得其父器重。其父曾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为人宽厚,以德服人,其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令人叹服。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家道门》记载:“王文正公旦,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唯啖饭而已。家人问何以不食羹,曰:‘吾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有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俱无一言,但摄衣步入中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后回京师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精华•诗类》。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累迁知制诰。历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理检院等。
 
宋真宗即位后,擢王旦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任参知政事。
 
公元1004年十二月,北宋与辽朝(契丹)之间订立澶渊之盟,之后,“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随着北宋与周边的关系缓和下来,长期对外征战的局面已经结束,天下趋于太平,宋真宗为人怂恿,大兴神仙土木祷祠之事。王旦规劝皇帝:“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他身体力行,克尽职守,坚持减轻人民的负担,维持社会稳定,得到了宋真宗的信赖。“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
 
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监修两朝国史,参与决策军国大事。王旦凡事不固执己见,受人毁谤也不与计较,宽宏大度,贤明旷达。
 
适时,寇准为枢密使。一次,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犯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动火,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拜谢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
 
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的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
 
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后来,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宋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即羞愧又感叹,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由此可见王旦胸怀大度、宽以待人的气魄。
 
王旦为相时,宋朝社会经济已有了很大程度地发展,各项典章制度已基本确立,又值契丹讲和,西夏纳款,战争状态已结束。自古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王旦提出守“祖宗之法,务行故事”,帮助真宗基本完成了由创业到守成的转变,从此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基业,维护了当时的政治局面。
 
王旦为外事,有大家风度,且不失民族气节。而平时则谨言慎行,考虑问题周密,善断大事,处处表现出其执政才能与处事智慧,“其为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王旦身为宰相,权重位尊,宾客满堂。他以大局为重,广泛交往,平等待人,尊重人才,选贤任能。《从政遗规》上记载:“李文正公昉为相,有求差遣,见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故,公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王旦不计较个人恩怨,不求全责备,任人唯贤,以江山社稷为重。他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所长,每有差除,就是先把拟定好的三、四人的候选名单密报给皇帝,让皇帝从中挑选,绝不市私恩,而是使恩归于上,平生举人无数,大多官至显位。故候选之人“争有所用,惟旦所用”。李行简品行贤德,因事家居,后被迁为太子中允。使者前往通报时不知其家,真宗告诉使者去中枢府问王旦,人们这才知道李行简是王旦推荐的。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时,从内宫中收集到许多奏章,方知朝士中许多人都是王旦推荐的。
 
寇准性情刚正秉直,嫉恶如仇,以致于“面折廷争”,触怒龙颜,亦常惹同僚不悦,王旦也曾受其指责。但当王旦病重,真宗询问王旦:“谁可代卿者?”王旦坚定地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王旦答道:“他人,臣所不知也。”王旦看重寇准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及治国才能。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知秦州曹玮改任秦州都部署,朝廷需派人知秦州,当时王旦就推荐了李及。有人说李及没有治理边疆的才干,王旦认为李及厚重,能谨守曹玮制定的规章,不致破坏曹玮已建立起来的安定和谐的局面。诚如其然,李及治理边境业绩裴然,声誉达于京师,人们这才佩服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能知人之贤,亦能察人之奸,在相位,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王旦声称“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真宗遂止。王旦死后,王钦若被用为宰相,然其奸邪害政立现。王钦若对人说:“为王公迟我十年做宰相。”王旦曾与杨亿品评人物,杨亿问丁谓以后会怎样。王旦说:“才则才矣,语道则末。他日在相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丁谓为相,贬斥忠臣,而终因过被黜。
 
王旦为宰相时,陈彭年和王曾二人为参知政事,见一些奏折不经皇帝阅览,王旦就给予批示,便一起对王旦说:“每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谦逊地拜谢不已。一日,王旦走后,王曾将此事上奏真宗。真宗说:“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喻之小事一面奉行,卿等当谨奉之。”王曾回来后谢罪于王旦,王旦毫不介意,说:“正赖诸公规益。”
 
当时,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王钦若、丁谓等怂恿真宗东封西祀,大营宫观,并建议封禅泰山,王旦等曾以“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为由予以驳斥。但是真宗被劝说动心,而怕王旦不同意,于是设宴招待王旦,并且赐之以珠。王旦知真宗态度坚决,天书、封禅之事已不可挽回,只能在封禅过程中采取限制措施,尽量控制其规模;限制“五鬼”的权力,使其不致作乱天下。但是,王旦为此事仍愧疚不已,常常闷闷不乐,他对子孙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之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没有为自己的过失加以粉饰,而昭示于人,其胸怀之坦荡令人佩服。
 
王旦虽贵为宰相多年,但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生活俭朴。他所居宅第极其简陋,皇帝多次要求为他修治,他都以“先人旧庐”为由加以拒绝。每有赐予,他都感叹说:“生民膏血,安用许多。”晚年因病告退,真宗秘赐黄金50两,辞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最终拒绝不收。其家被服质朴素淡,就连家人想用缯锦铺饰毡席他都不允许。家人中有服饰稍奢者,他闭目不视。一次,有人来家货卖玉带,家中子弟以为很好,便将玉带拿来呈送王旦,王旦虽让家人系在身上,问道:“还见佳否?”家人回答说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见?王旦说:“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立刻令其退还。王旦生平不置田宅产业,告诫子孙不要依靠祖辈留下的家产过日子,要自立。仅仅为了钱财而争就是不义,要注意道德修养。
 
王旦一生从没有为子弟谋求过一官半职。他哥哥的儿子王睦,曾来信要求举进士,王旦劝他不要与寒士相争。王旦女婿苏耆在科举考试中,被阻格在诸科之外,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向皇帝禀报了这件事,真宗问王旦,王旦立而不答。后来苏耆说:“愿且修学。”事后陈尧叟对王旦说:“公一言,则耆及第矣。”王旦笑着说,皇帝亲自主试,以示至公,我身为宰相,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亲属,不是失礼吗?等苏耆献上所作的文章后,被召在学士院应试,才得以进士及第。王旦大女婿韩亿,也曾献上所作文章,皇帝极想召见测试他,王旦却极力推辞。按例韩亿应当去守边疆,皇帝特意召见后改太常博士,知洋州。王旦对女儿说:“韩郎如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违适,则其为损不细矣。”至王旦死,其子王素仍不能为官。
 
王旦奉事寡嫂有礼,与弟王旭友善,对待婚姻不求门阀。饮食精洁而不求奢华。他告诫子弟说:“我家威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之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王旦死后,仁宗在其墓碑上题字为“全德元老之碑”。
 
王旦任宰相11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深得真宗信任,亦为同僚所折服,备受当时人们尊敬和赞誉,被时人称为“贤相”。
 
纵观王旦在为相期间,官高而不倨傲,公而无私,为人宽容大度,谦虚谨慎,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寇准这样有治国之才、直言敢谏、不拘小节的人予以宽容忍让;对王钦若、丁谓等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在任用时加以限制;对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宽容对待。因此王旦不仅能得到正直官员的认可,而原与之有矛盾的官员也佩服其宽宏大度。其所作所为不仅为当朝皇帝和官员认可,亦为后世所推崇。仁宗初年,章献太后辅政时要求宰臣以王旦为“师范”,一些参政大臣也认为“王公德业,岂他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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