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上将司令的儿子拉老虎(组图)

2015-03-05 12:39 作者: 李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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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3月05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王老七何许人也?王泽仁是也。王泽仁行七,朋友们隐去了他的真名,只叫他“王老七”,所以后来认识他的人也只叫他“王老七”,而不知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那年月讲阶级斗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讳莫如深。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重庆北碚劳教所与王泽仁同队改造时相识的。当时只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因为右派问题被机关开除送劳教的,却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上将司令、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国民政府主席王瓒绪的儿子。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后,王瓒绪收到朱德劝他弃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并于12月14日通电宣布起义,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元月,王瓒绪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部队和武器移交给以贺龙、李井泉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解放后,王瓒绪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可能因为官职没有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大,所以一直谢绝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后,1960年11月死于狱中。但他这一举动祸及亲属,儿子王泽仁正赶上反右斗争因之被划为右派。

1969年底,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第4个年头,重庆的武斗渐近平息,为了腾出地方收押打、砸、抢、抄分子,北碚劳教所奉命把我们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分子“清放”回家。于是,王泽仁和我这个原财政厅干部右派、原省公安篮球“保卫”队前卫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赖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刘绍宾和易永康等十余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时候工厂停产,工地停工,连“大三线”下马回来的普通民众都难找到工作,何况我们这些屁股上有点点的“黑五类”。

幸好,我们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长,家乡人经过“文革”洗礼,有些醒悟,不再恨“阶级敌人”,还暗中同情和帮助我们。那时候有一种许多人都不愿干的苦活,相对而言比较好找,这就是拉架架车。因为武斗给城市摆了很多烂摊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复、挖断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阴沟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维持生存的米、面、油、盐、炭圆、蜂窝煤……要运送,所以架架车这一行当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哪怕是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也有人去干。当然,这种从血盆抓饭吃、在死亡线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没有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给我们这些“两劳”过的、公安“集训”过的,或交“群众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给我们这些人的“出路”。据我当时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车的这类人约5000多。除了从北碚劳教所回来的我们这十多个人外,还有广元荣山劳改煤矿、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峨边沙坪劳改茶场,以及雷马屏劳改农场的什么糜检察官、魏记者、殷诗人、陈刑警、覃大学、张科长、骆股长等等。

我们从北碚回来的多在前赖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车。他人缘好,关系广,办法多,总能揽到活干,总能找到地方开发票。当然,这也得大家出点儿血——拿出部分收入去贿赂街道劳动服务站开发票的和给我们活干的人。

不过,尽管夏天中午顶着酷暑,冬日清晨冒着严寒,付出辛劳换得的报酬还算可观,大约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当干部时还多,但含金量少,因为粮油副食品不够,还要花钱买粮票、肉票、油票和工业票。

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听广播、看报纸,只能从其他拉车人那里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苏联老大哥与我们争宝岛”,我以为是苏联要占领我们的台湾,后来才知道是中苏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了战斗;又譬如说“黑光头儿搞了个合唱团”,原来是我们报上指责赫鲁晓夫搞反华大合唱;再譬如说“林彪差孔老二两千多元”,实则是“差两千多年”等等。当我们把这些真实情况弄清楚后,让我们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所以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对集体运输组织进行了整顿:凡是没有行业管理或街道办事处领导的架架车,一律不得从事搬运工作,正规合法的运输组织不得给“打野”的开发票。这么一来,又把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给堵住了。这些人只好与戴红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到汽车站和火车站拉那些不要票据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与另外一个同伙在火车北站西侧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叫住,以为是抓地下黑运输的,怕没收他们的架架车,连忙拖起车就跑。那两人高声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们拉东西。王老七一听驻了足,心想:这几天风声紧,不敢到站前广场去揽生意,已经两天没有收入了,或许这两个人不是哄他们的,于是半信半疑返回来跟着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往火车站后面走去。他们从铁路员工的通勤道进了站,到了第3号站台,那个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对王泽仁说:就是前面那两个铁笼子,你们一人拉一个,拉到百花潭动物园里。这时,王老七和他的同伙走近两个铁笼子,才发现两个钢筋焊接的笼子里关着两只活老虎,一雄一雌,着着实实吓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经进了站,且报酬丰厚:每人8元钱运费,相当于他们平时4天挣的钱,并且不要运费发票,就答应了。他们在那两人的帮助下,用抬杠将铁笼子抬到架架车上,长短宽窄都正合适。于是就用粗铁丝和粗绳捆好铁笼上路了……。他们从军供站绕过站前广场,到了人民北路铁路职工俱乐部,恰逢一群看完电影的青年学生出场,把两个架架车团团围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只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间不是把骂街的泼妇比喻成“母老虎”吗?此时有个调皮而又大胆的男孩,竟用滚铁环的粗铅丝钩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这一恶劣行为激怒了,想调过头去扑那坏蛋,但因笼子狭窄,转不过身,气得暴跳如雷,把捆笼子的铁丝和麻绳也挣松了,铁笼的重心后移,架架车的前杠上翘,王老七的双脚离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觉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于是铁笼的重心前滑,架架车的前杠又把王老七压在地上,碰得鼻青脸肿。当王老七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扭紧铁丝,捆好麻绳,调整架架车前后重心时,又被母虎抓破铁网的爪子划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划破,殷红的鲜血流了出来……。

幸好,两个雇他们拉老虎的人发现架架车没有跟上他们骑的自行车,才回过头来赶走那些淘气的孩子,又买来油布遮住老虎,才给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过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经历还耿耿于怀: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儿子,以拉架架车卖苦力为生,却被逼得东躲西藏;一个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弄得去拉老虎,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可是至今还有人怀念那个时代,多么悲哀!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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