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麦克莱伦著的《马克思传》按时间顺序把他所得的捐助和支出加以了记录：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马克思养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自己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换了10次住房，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一年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宣布与母亲断决关系从而断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
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习惯于不劳而获,却倡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他有强壮的体魄与旺盛的精力，却极端鄙视体力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真是彻底的颠倒。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结婚之后，竟接连生下7个子女。因贫病交加，次男和三女都只活1岁多就夭折了。1857年7月6日,夫人又生下一个死婴。为了一日三餐，为付每月房租，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密友恩格斯求援，甚至向友人、邻居、工人借贷。1855年3月间，不满9岁的长子埃德加尔病危，妻子为此忧虑成疾，马克思只好自己护理。4月8日，肠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幼小生命！到晚年，夫人、长女相继死于癌症。
巫师故事影射是更惨的恐怖现实：侥幸活下来马克思的儿女都惨遭横死。Arnold Kunzli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义子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艾琳娜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姐妹们的叙述。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这很有象征意义：马克思一生擅长编故事，他坚持让人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那些顺从听他讲故事的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的人们，有的死于内战战场，有的死于自然灾害，有的死于残酷内斗。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性哲学，看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个个例子，自凡是“马”所到之处所带来的就是战争、杀戮、流血、斗争、各样的人祸灾难，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世界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立政权，没有一个成功。
如今，中国的经济转型上，邓小平为首的主张改革的老一辈的领导人力主改革开放的结果，事实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态的束缚，已不再是依照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思想路线，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是不得已的一种被动式宣传而已。事实上，邓小平理论几乎没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即便有，也是其中的一少部分；邓小平所走的路线事实上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发展路线，但是在政治上，他并没有进行一定的深入改革，还是一种共产专政主义路线。他提出的“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结果，而是不断改革开放的结果。
马克思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尔巴赫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他的剩余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即便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抄袭恽司丹莱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恽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最初是见诸宗教和其他非物质方面的成就；其次见诸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后才有经济事业的发展；这可证马克思的学说，乃是因果倒置，不合历史事实。他强以自然科学的法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事象；而历史发展的动向，不仅没有符合他武断的公式，而且客观的事实，正对他作极大的讽刺，他的预言，完全不合现在社会经济的实况。由于社会立法的进步，劳工地位的改善，财富分配的渐臻合理均平，并没有如他预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到了所谓“无阶级的社会”以后，却仍充满尖锐的矛盾，残酷的斗争。例如俄国革命元老普列汉诺夫，号称马克思主义之父，革命之后，却被列宁轻禁终身！托洛次基，虽已逃亡海外，却仍不获善终，卒遭斯大林暗杀。而斯大林当权以后，苏俄党国显要，其被斯大林清革算屠杀者，尤难胜数。及斯大林暴卒以后，他的亲信，却又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在官方《真理报》上，对其百般夷落，斥为国贼暴君，千古罪人。最后连他的坟墓，也被赫鲁晓夫掘开。各国共党，有鉴于此，遂纷纷诘难离贰；例如意大利共党参议员便说，照此情形，则我们以往信奉的真理，并非必为今日可信的真理。
马克思之说，已遭其信徒所否认，正无待吾人之驳斥。马克思所谓“正”、“反”乃是一种纯主观的、不科学的偏见；所以他的历史划分法，根本乃属武断。他到了所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建立以后，便不得不宣告唯物辩证法的寿终正寝；否则便要按照其法则的支配，“辩证发展”，由“正”而“反”，从而“否定”其自己的政权和其建立的制度。但有一于此，结果都是自趋毁灭。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是对己的、内省的、中和的；而马克思把它颠倒了以后，却把它变为对人的、排他的、斗争的，从而把黑氏“从矛盾到统一”的历程，变为只有斗争、毁灭、突变、绝对恶性循环的法式。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他绝对的唯心论，变为绝对的唯物论以后，其变本加厉的恶果，不仅把宇宙的本体，从精神理念，变为“运动的物质的诸形态”，并且更把人类的理智、情操、意志、灵性，完全转化为“物欲”和“肉感”；把人类的精神和灵性，完全从生命中抽去。他们甚至说，思想之于脑，犹之小便之于肾。把按照上帝形像造的万物之灵的人，变成毫无灵感的工具机器。黑格尔的辩证法，原为证明其“绝对精神”，即为“神性”，原想用以解释历史，使人类向着崇高的理性的境界发展，其论虽有“自我神化”之嫌，吾人固未能苟同；但被马克思颠倒变质丢弃神秘外衣以后，不但丧失了“神性”，且复恶化了人性，从而使人类自相斗争，转向毁灭的末路。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有问题的哲学，是一个人本的东西，并且是被西方社会所抛弃了的东西，中共至今还当做宝贝，是以绝对的精神把自己的绝对化，以求全之心把自己完全化了，站在至高者的审判者的位置来衡量一切，而追随他的人把他的理论当做是绝对的真理，奉为“至高的神明”，但是始终没有跳出人的有限的，堕落的理性。
卡尔．马克思30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英国殖民主义宣传者史密斯辩称，人类的进步是依靠大英帝国的扩张、在全球散布“自由市场”来推动的。马克思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这一点，在他为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掠夺辩护时，便已十分明显了。马克思以马基维利主义来作辩护，因为“资本主义”优于“东方的专制政治”，虽然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动和意图是邪恶的，英国的殖民主义却使印度受益。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隶工。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采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马克思甚至辩称，中国人有一种对鸦片的爱好：“真的，中国人放弃鸦片，比德国人戒掉烟草更难。”
马克思生前，一直被冷落，在19世纪末叶，思辩的哲学已不时兴，尚未泯灭，马克思莽撞肢解黑格尔学术体系，为黑格尔迷们所不齿；而当时，实证的科学正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又没有任何实证，只有黑格尔式的玄学思辩，被誉为“武断学派”，在学术界一直被边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新旧交接的两头，都不及格。当美国人类学家家摩尔根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当了十年养子，获得丰富实证，巨著四卷《古代社会》出版后，马克思才算开了眼，给予很高评价，以暮年老病之身而未能读完它为遗憾。摩尔根此书以充分事实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卷头语“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没有史实支持的随意武断！摩尔根在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十年经历证实：那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只能尴尬地自食其言，两年后在《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政变》一书中，改口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能“批发，包园儿！”，不准“零买零卖”：要么全盘肯定，全部接受，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免谈，没有挑选、商量的余地，霸气十足，说一不二，马克思说一，你不能说二！拒人千里之外，所以在爱自由的法国最先“威信扫地”，后来在德国，在日本，在英国，在美国，也只有共产党人替他做广告。
在经济学界，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南辕北辙，批判大卫•李嘉图的工资铁律，标新立异，显得不伦不类，颠倒前人，并不成功。至今人们仍沿习“人力成本”、“劳力成本”等概念，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马克思术语，无人问津。
在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承诺：“将得到整个世界”的诱惑，对于工人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工人豁出身家性命，不顾一切去冒险：赌一把“获得整个世界”，哪怕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马克思作为贵族家庭花花公子不可能理解工人，普通工人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贪欲！他要“整个世界”干什么？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造反，被驱使的都是马克思最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最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其实，美国工人在1886年争取到的“三8工作制”（8个小时学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休息）是19世纪工人们的普遍要求，所以在所谓的“革命年”---1848年之后，工人运动仍然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欧、美工人对“获得整个世界”也不买帐，不相信共产代替资本家，工人会有好结果。卡尔•马克思生前梦寐以求的英、法、德等国工人的“联合行动”“同时起义”实践“世界革命”成了泡影。
卡尔•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著作称为“粪”与“污秽之书”，卡尔•马克思还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卡尔•马克思自己证实的，而且不止一次，至今还有三种提法，保留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如果是因为有人冒充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战斗成性的马克思，会轻易把们批倒、批臭，根本用不着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知自己著作是粪与污秽之书，他当然晓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872年卡尔•马克思退出共产国际，亡命于伦敦，11年后，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斯也不否认卡尔•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离的状态，消灭了过亿的生命，无数党员作了牺牲，成为一场荒唐、盲目、血腥的闹剧。苏联共产党统治70年，屠杀了2000万各族生命，中国大陆60年，8000万各族生命非正常死亡；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古巴、越南、蒙古、朝鲜12共产国，再加上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所有的牺牲，至今还无人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