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有一宗父亲控告儿子的官司，孔子下令将父子二人收押，三个月不断狱，也不判儿子不孝的罪名，最后，做父亲的请求撤回告诉，孔子便立刻将父子二人放了。
季孙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地说：“大司寇（指孔子）真是太过份了，他以前曾经告诉过我；治国必先崇尚孝道。如今有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利用判处儿子不孝的罪名，来教育全国的百姓。但是，大司寇却无缘无故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意思？”
担任季氏家臣的学生冉有，把这段话告诉孔子，孔子长叹一声说：
“唉！在上位的人，自己不能遵循正道，却动不动就要责罚老百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不先教育人民行孝，只知道动用刑罚，等于是责罚无辜的人一样。更准确的来说：如果不先教育人民，是连作战失败这样的重罪，都不应该判予刑杀，这是因为罪过的根源，不在人民的身上。
“我听说法令松弛，却严行诛杀，这是‘贼’（不教而诛，形同偷抢，故曰贼）；搜刮百姓无时无尽，而苛贵重税，这是‘暴’；不给人民尝试学习的机会，就直接要求法令百分之百被遵行，这是‘虐’。治国要先避免‘贼’‘暴’‘虐’三种情形，才是刑法的开始。
《尚书》上说：‘动用刑法一定要谨慎，要合于正义，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随兴而行。’意思是，必须先教导人民，才能谈到刑法。正确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把是非善恶，陈述清楚，让人民明辨是非，以便自觉地遵循；如果有不能遵循的人，再选用贤良的官吏，来劝告诱导；若还有人做不到，再斥责他们；若还不改正错误，再用法令来威吓。若能依此做法，我想只要三年时间，全国人民都能遵循正道，实在有少数不堪教化的坏人，这时才动用刑法来处置。《诗经》里赞美师尹，说：师尹‘以正道来辅佐天子，使人民都能分辨是非善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做到法令有威严，而不惩民；有刑法，却不必动用（原文是：“是以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今天的鲁国，却不是如此，教化紊乱，没有步骤，刑纲却很繁密，老百姓根本弄不清楚，动不动就触犯刑法，再严厉地来责罚他们。所以，刑法愈来愈复杂，而作奸犯科的事，愈演愈烈。举个例子来说明，才三尺高的墙壁，空车却开不上去，这是因为险峻的缘故；百仞的高山，载满货物的车子，却能逐渐直达山顶，这是因为缓缓上升的缘故。今天，世道人心的败坏，正是长久以来缺乏教化，一点一滴的败坏，所造成的。只知道广设刑法，来威吓人民，希望人民不要犯错，怎么可能呢？”
（出自《孔子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