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49年在长安含风殿驾崩后，得到的第一个谥号是“文”。后来，又先后增谥为“文武圣皇帝”、“文武大圣皇帝”、“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作为李唐王朝的实际创始者，李世民是一个马背上抢得天下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战略战术两方面均卓有建树的军事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弓马娴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出色战将；即皇帝位后，他曾几次亲率大军东征西讨，被西北突厥诸部尊为“天可汗”。凡此种种，“武”字谥号，李世民当之无愧。但是，考虑到他言传身教、殚精竭虑，开李唐王朝文化艺术尤其是诗歌、书法、绘画臻于鼎盛状态的近三百年基业，功在千秋，影响遍及周边数国，“文”字的确道出了李世民平生的第一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中，论在促进文化艺术繁荣昌盛方面的贡献，汉武、唐宗、宋祖，可成三足鼎立之势。倘若加上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一条，宋祖就逊色得多，汉武、唐宗堪称双璧。
李世民之所以能在促进文化艺术繁荣昌盛方面成为历朝皇帝中的双璧之一，跟他重视文教的思想和一系列文教建设举措及其自身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记载：贞观二年，黄门侍郎王珪在回答李世民为什么“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提问时，有如下一番话：“……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深然其言”。早在他还只是秦王的时候，就在府中开设文学馆，网罗了一批著名学者，号称秦府“十八学士”；登基之初，又于正殿左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让他们以本官兼署学士，供给五品珍膳，隔日值夜班，在自己处理朝政间隙，引入内殿，讨论文献典籍和军国大事，有时候要讨论到深夜才罢休。至于立孔庙于国子监、增筑国子监学舍、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命颜师古与孔颖达等给五经作注疏之类，《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费辞缕述。
唐太宗于处理繁忙的军政大事之余，还饶有兴致地进行诗歌创作。《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他一百多首作品。虽然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甚至有“女郎诗”之讥。但是，正如《全唐诗》编者所言：“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唐诗的繁荣，跟李世民这位榜样皇帝的带头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我认为，唐朝文化艺术之所以能够臻于鼎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李世民对文艺创作坚持了听之任之、不予干涉的态度。
《贞观政要•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常少卿祖孝孙奏上奉命制定的新乐曲。太宗问：“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可见，李世民是把礼乐看做圣人用于节制人欲的手段，认为它跟政治的好坏没有关系。可是，御史大夫杜淹不同意。他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
杜淹的观点，认为音乐的悲喜跟国家的兴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间普遍流行的观点。唐太宗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他说：“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他认为，人的悲喜之情跟音乐没有关系，悲喜之情源于人心。对唐太宗的话，魏征表示赞同，说“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可见，唐太宗否定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可能导致国家衰亡的说法。这等于预先取消了对文艺创作的一切禁锢，消除了文艺创作者的一切罪名。因为唐太宗的这个思想，使得文艺创作在整个唐朝始终处于自由的状态，文艺创作者始终没有因言获罪之虞。
试问，整个唐朝，有哪位文人是因为在诗文中讽刺社会、批评现实受到过朝廷惩罚的？以杜甫、白居易那样批判现实时的尖锐激烈态度和热辣犀利程度，在许多朝代都会是惹祸上身乃至累及亲族的。但是，在唐朝，他们都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安然无恙，毫毛无伤。
唐太宗自身十分喜爱文艺，曾满腔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但是，他对文艺创作采取的却又是如此毫不设防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相互矛盾的。文艺爱好者，大多会认为，文艺对于社会、国家是会发生重要、深刻影响的。这文艺爱好者倘若同时又是统治者，则会对文艺怀有敬意的同时，也怀有戒心，想方设法加以利用，挖空心思进行管束。
究其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唐太宗为人的宽容豁达；二是唐太宗吸取了几个前朝皇帝失败的教训。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李世民即位之初，根据周文王“生不讳其名”，文王名昌，但是《周诗》有“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有“齐侯，宋公同盟于幽”等，因而颁诏：“……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贵为天子，竟然下令不必避自己的名讳，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唐太宗其人性情的宽容豁达。宽容豁达，源于自信。“聪明英武”、文武兼备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有这个自信资本的皇帝。
同上《文史第二十八》：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唐太宗下令将自己的文章编辑成集子。不料，唐太宗不但没领他这个情，还说出一大套不编辑文集的理由：“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最终也没有同意邓隆的要求。
“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深知，作为皇帝，他的主要职责是造福于民，而不是给自己谋求文名。显然，唐太宗是一个角色定位清晰、处事理性务实的皇帝。他的思想境界，今人多所不及。唐太宗的诗文，直到当代才有学人将其编为文集出版。唐太宗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文集，是他从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等人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知道，皇帝“大有文章”，不见得有益于宗族社稷。这跟近人王国维所说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有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