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府户籍制度将中国民众强制划分等级。（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15年03月30日讯】中国现下正进行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但不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还是城镇化进程，都应该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进展越快越好.而且各地方政府也都不应该通过下达指标、绩效考核等办法强行去推动。
大陆媒体3月29日报道，来自不同的省份种粮大户们，土地经营规模从上千亩到上万亩不等，但他们的喜忧却很是相似：他们几乎都被所在地区的领导约谈过，谈话的核心内容大多是“鼓励”他们要继续扩大规模，当好带头人，做好当地农业生产的标杆。
一位种粮大户苦笑着说，“扩大规模哪里是领导下个指标就做得成的啊，技术、装备、人工都跟不上就盲目上规模，回头领导的政绩是好看了，可我们的日子就不一定好过了啊”。
这只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不良现象，更有甚者南方某省为了完成到2020年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的目标，运用行政力量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近500万，这一数字几乎是政策实施前的20多倍。
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数字城镇化”，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日子已是不太好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量的农民工进行城市建设却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待遇，源于中共政府的户籍制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道：这是极不公正的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同样，为了达到目标完成政绩，行政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农村户口又被转成了城镇户口。但农村居民的福祉却消失了，同时城镇居民应该享受到福利也没能拥有。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表示，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城市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项待遇，人口自由流动，这样会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
在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分论坛上，原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表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完整的经营权和财产权。
邵秉仁认为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农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随意征用，尽管不断的提高征地价格补偿，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享受到应有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达到2.6亿，这还不是精确的统计。现在基本上年轻的劳动力都涌向城市打工。他们在城市里是二等公民，利益没法保证。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一定要考虑让他们能够真正转进城市，这不仅仅是一个户籍问题，关键是能够同样对待他们，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城市应有的社会保障。
第三个问题是前一轮的城镇化出现了大量的为城市建设而城市建设，大量的空城、鬼城、城市实业的空心化。这个问题相当普遍，城市建得大马路、大广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空荡荡的。所以不仅造成房地产的泡沫，而更主要的是农民并没有充分就业，因为缺少实业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