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高祖李渊便喜爱书法，太宗李世民更是深爱王曦之书法，乃至亲撰《王曦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正因为如此，唐代从宫廷到社会，普遍都注重书法，欣赏书法，许多书法大家自然也应运而生。
晚唐书法家柳公权是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大家。柳公权幼时即聪敏好学，据说刚刚十二岁就以善辞赋而闻名。他以楷书见长，初学书圣王曦之，又得益于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终于自成一家。柳公权的字结构紧凑，骨力秀挺，洒脱而有法度，人们将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颜筋柳骨”（图：柳体楷书）。唐文宗甚至赞叹柳公权的字胜过钟(鳐)、王(曦之)。柳公权自唐穆宗时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历经穆、敬、文三朝，一直在宫中侍书。当然字越写越多，也越写越好，声名远播。那时的公卿大臣家中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就会被人们看作是不孝不敬。
常言道“字如其人”，此话虽不可视为绝对，却也自有其内在道理。柳公权的字为何颇具风骨，恐怕与其身正人直不无关系。柳公权自己更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名言，不妨将此语看作他作人用笔的根本。而若是看看柳公权发出此语的场合，则可见其如何机敏正直。
当时，唐穆宗一边看着柳公权运笔写字，一边连连赞叹，还颇为郑重地问道：“你的字怎么写得如此之好呢？”柳公权当即便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作答。这本身确实是他写字的“法”，但在此时此刻，作为皇帝的“书法指导”，他向皇帝讲出这样的话语，显然是另有弦外之音的。柳公权是在告诉皇帝，写字要“用心”，而只有“心正”，才能“笔正”，才能写出好字来。难怪当时正沉溺酒色的唐穆宗“默然改容”，因为他知道柳公权是在进行“笔谏”。这个“笔谏”是真诚而大胆的，真诚在于柳公权希望皇帝能够律己清政，他以自己的书法心得来打动皇帝；大胆则在于毫不虚伪做作，直言答对。如此“笔谏”自然是对皇帝的一次有效触动。
十几年后的一天，穆宗之子文宗在偏殿上与官居中书舍人的柳公权等人谈话。说著说著，皇帝扬起衫袖来让柳公权等人看他的“龙袍”，并且洋洋自得地言道：“这身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刚刚说罢，在场众人立刻赞颂不已，都说“一衣三浣”是皇上的俭朴美德。皇帝被捧得喜不自胜，但猛然间发现站在身旁的柳公权竟然始终一言未发。
皇帝禁不住要问原由，柳公权答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您应当选用贤良，罢黜不肖之臣，还应接受劝谏，赏罚分明，这才能使天下真正和乐光明。至于穿一件洗过几回的衣服，只不过是细微末节罢了。”这番话显示了“心正笔正”的柳公权又一次机智大胆的直言。此言非但未惹恼皇帝，反而得到皇帝的格外垂青。
文宗当时便说道：“我知道中书舍人不应再做谏议大夫的，可是因为你实在具有正直敢言的诤臣风采，所以要委屈你兼任此职。”次日，文宗正式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他所任的其他职务照旧不变。名正言顺，此后他向皇帝进言就更方便直接了。就这样，柳公权一面写出一个个好字，一面讲出一句句有利国家的直言，直到唐懿宗咸通六年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以“心正”练就了流芳百世的“柳骨”，而更难得的是他又以“心正”给历史与后人塑造了一个正直敢言的良臣形像，这将作为另一种“柳骨”而留存在史册与后人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