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4月2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李泽衡小传
李泽衡，祖籍广东，1936年出生于越南河内，三岁返回香港，后迁居云南昆明，就读教会学校上智中学。1950年求学于艺术师范，学习绘画中，毕业后，分配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创作过若干紧跟时局的宣传画、年画、插画，如：《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幸福生活》、《毛主席会见云南少数民族》等。初出茅庐，不谙世事，更不懂政治，只知画画，敬业于编辑工作和倾心于美术高境界的追求。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反右，出版社以“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与党离心离德”为由划我为右派。宣布处分：“保留公职，撤职下放，监督生产。”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即回社工作。”
1958年1月28日，遣送至弥勒东风农场。放牛、牧马、撑船、赶车、割草、砍树、搭棚、开荒、辟路、除厩、沤肥、挖水井、刨粪坑、挖鱼塘、抹土基、冲土墙、打炮眼、炸石头、修水坝、挖垡子、犁烂田、翻晒场、扛大粮……脚板戳满枯苦刺、脚跟开大裂口，用纳鞋底的针挑、用麻线缝合；肩膀化脓用破布垫；满肚子的蛔虫，不时从屁股眼里钻出半截；烂衣破裤里的虱子肥肥壮壮，都已习以为常。饥饿、生病、受伤，仍然要担负沉重的劳动，每月还要违心地写自我认罪的“查评”。忍受了这劳役之苦和精神折磨，至1960年初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还必须继续留在集中营里。集中营里暴行肆虐，再生冤案无穷，1962年集中学习过程中，有人诬陷我和另外几个人组织“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他们实际要说的是匈牙利“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而被残酷批斗。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挂牌、游街、抹黑脸、戴尖帽、披麻布、架喷气式等污辱、摧残，九死一生。为避免遭到更大的伤害便逃跑，在人间地狱里挣扎，以摆地摊卖革命歌片、充当油漆工、建筑工为活路，和母亲艰难度日。抓回农场，被批判斗争。毛泽东死了，农场掌权者又捏造罪名，制造攻击华国锋的丑恶假案，折磨、伤害我又长达一年多，至今留下残疾。
1978年底虽作了“改正”，但原单位迫害我的人当权，以“出版社超编”为由，拒绝我回出版社。弥勒县主动接收我在县文化馆工作。在弥勒县工作的6年中，不断向文化部、国务院侨办上告。经有关部门通报云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实政策中的卑劣行径后，1984年回出版社，工作、生活仍继续遭压制、迫害，而我仍兢兢业业地工作。曾先后经被评为县、州、省先进工作者，是摄影家、美术家等协会会员，曾任云南省越南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10年），1997年退休。现今，厌于时兴活动，偶尔作画，深憾原本美好的事物，被私欲所践踏，以致扭曲、变形至毁灭，好在人世间尚存正气，倡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精神不会消亡。
杨世元小传
杨世元（原名杨世炫），男、1937年农历十二月初七出生于浙江处州府云和县，离县城约十华里的一个小山村----霞晓桥。
我家有十多亩田地，土改时划上地主成份，后来怕复查不够格，又加上“破产”二字，成了破产地主。爸爸37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当时抗日救国烽火正盛，投笔从戎考进了黄浦军校，抗战八年浴血奋战，1945年日冠投降以后，退伍还乡，从事商务经营。孰知镇反来临未免此劫。
在云和这个小县城，反右派的辨论会是57年的暑假开始的，7月中旬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先进行肃反，许多老教师，捕的捕、判的判、最轻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改造。我们学校就有一位叶正和老师，年龄不到四十岁，被追被逼得无地自容，在厕所里割脉自尽，残酷啊！到了8月中旬转入整风反右，没有鸣也没有放，也不开座谈会，就由那邦左崽子点名，点一个批一个，处理一个，头一个是小顺区的王芝健，据说揭发的右派言沦，性质严重，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第二个是沈村中学的麻存芝，麻老师文学修养功底好，教了三年书，就写了四本儿童读物，取了一个笔名叫冬日，被无限上纲：冬天的太阳有温暖的阳光，人人喜爱，那毛泽东像太阳，阳光火热人们爱不爱？意思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残暴。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大哥在台湾，决定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第三个点名批判就是我。说我假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混进共青团，为首组织右派集团，到处煽风点火。我一条都不承认，我接受不了，我想不通，我要申辩就说我反批判，几个左崽子赶上台来采取“强硬”措施，我吼叫着：“领导上宣布是辩论会，不是批斗会，为什么动手打人？”说时迟当时快，一个小学校长被我一掌从台上推了下去，当时我有玩命的劲头，台上的几个人呆住啦！会场上混乱地呼叫：打人啦！打人啦！突然一声哨子声，会议主持者终于开口了：今天是辩论会，要他自己捡查交代，看他认罪态度再做结论。今天会议暂时开到这里，散会。
三天批斗了三个人，两个定性做了处理，对我是留了一个尾巴，实际上，是“罪行”还未“编”好，让我听候处理，控制使用，又留下来教了一个学期。
我于1958年3月8号送劳动教养，在浙南的龙泉诃农场关了四年、浙北的长兴农场关了八年，是没有刑期的劳教犯、留场犯，过着非人生活，被苦役与饥饿折魔，熬到1969年11月被清理返回老家，事实上我己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一个列入另册贱民，求职无门，但我头恼里的文化知识，盗贼再狂暴也抢不走。我凭一张选民证，闯荡江湖，出卖苦力，做过木工、泥工、砌石工、砌砖工，钢筋工、木模工、修过公路、修过水厍、盖过房子，走遍了浙南闽北，渡过了十年的流浪生活。后来我勤学苦练学习绘制建筑施工图，在自学函授相结合的努力下，有关单位批准录用了我的图纸，我成了浙江驻闽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到78年右派安置改正时，我己经是工程专业的万元户，
1979年右派“改正”后，我被安排在云和县教育局，负责校含修建工作，1984年云和与景宁分县，我被调景宁县教育局分管校含工程与校办工厂，曾任景宁县校舍办公室、勤工俭学办公室、校办企业总公司副主任、主任、经理、总经理，直到1995年提前办理退休，同年底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宋城的人造旅游景点的建设，还参与过萧山湘湖的杭州乐园、台州的东方太阳城等旅游景点的建没，退休后又干了十多年。如今我孤身一人，父母兄弟皆于我先去，我是断子绝孙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留下我们那段血和泪的遭遇，讨个说法，让历史后人去评述。
王铁生小传
王铁生，男，1927年1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从1952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1992年退休。半个世纪来，发表并出版了有关经济学专业著作，译有论文及专着300多万字。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阳谋”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我的所谓“罪状”是：污蔑肃反扩大化；攻击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赞赏林希翎以及同意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由于“罪孽深重”，我被判劳动教养5年半，曾作为一名饿死的劳教犯被抛入墓穴，却大难不死奇迹般地重回人间。其实与生命同等重要的我的年华岁月却永远永远地消逝了。不妨粗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从1958年（我31岁）2月，我被送往劳动教养开始，直到1979年（52岁）3月我重返人民大学时为止，这21年时光我是这样渡过的：5年半劳动教养；6年半强制就业；9年在一家合作小诊所打杂。试问人生能有几个21年？！何况从31岁至52岁的这21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创造能力的黄金年华！！
然而更有甚者，由于受我的株连，我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黑五类”，长子受到无处不在的社会歧视与迫害的重压，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秉性聪颖，自幼酷爱数学，还在小学六年级时，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就曾用平面几何证明（a+b）2=a2+b2+2ab而引起老师的赞叹。一棵本应幸福成长并有所作为的幼芽就这样被残酷地摧毁了。一项莫须有的“右派”罪名。毁灭了两代人的生活。多么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却又是实实在在、血迹斑斑，是野蛮残酷现实的写照！但愿这段疯狂、荒唐和阴暗的历史插曲，今后永远不再重演。有关我一生遭遇与不幸，详情请阅《血泪交响曲——我的“右派”生涯记实》一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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