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5月10日讯】本文是何清涟于5月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公开演讲摘要。
第一大瓶颈：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衰落，复兴无望，产业结构调整极为困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2001-2010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早已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15%，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得另想出路。
第二大瓶颈：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1月，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意味着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面包契约”已经失灵。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专制极权国家，所谓“面包契约”的内涵是：统治者逼迫老百姓“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以保证让老百姓吃饱饭作交换，这就是所谓“面包契约”。如今这么多人失业，说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权利，也没能得到面包。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失业人口，都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第三大瓶颈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60%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中国农业人口占60%，但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
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未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