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打土豪分田地的轮回(上)(图)

2015-05-18 11:12 作者: 王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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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5月18日讯】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税→收田地→经济崩溃→打土豪……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上述过程的一场接一场轮回。

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根据地,从全国打土豪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从上山下乡到打倒“四人帮”,从改革开放到价格双轨制,从出口导向到国企大倒闭,从WTO到房地产爆发,从4万亿到“新常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风向不停变换。不过,不论什么样的风向或者事件,实质都是轮回,只是形式不断变化,规模越来越大。 

在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农村地区流窜,对地主实施绑票,要求赎金,这种行为既遭到地主的反对,也不受农民的欢迎。随后中共改变策略,从勒索部分财产,到以打土豪为名义全面瓜分地主财产。打土豪之后,中共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资拿走,把便宜的财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得到土地后,积极支持中共,包括参军入伍和贡献钱粮,中共军队从流寇变成军阀。中共控制当地后,为了维持各种费用加大粮食税收。而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后,耕种效益比地主管理时期大幅下降,加上税收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变差。多次翻饼反复打土豪分田地后,苏区面临饥荒。农民逃离苏区,壮丁开小差。粮荒作为根本原因推动苏区经济崩溃,迫使中共长征逃亡。

到了延安,当地的经济同样崩溃。陷入全面饥荒后,中共军队和中央机关差点大量饿死。起初,国军围剿中共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偷偷给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让中共活了下来。西安事变后,在苏联的调停下,国民党决定抗日,放中共一马,中共改编为国军。国民党不仅不镇压中共军队,还给中共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中共获得生存物资以及对当地的统治权。在有利形势下,中共一方面利用军队开荒种植,同时严厉控制农民的种植行为。不论军队还是农民主要都种植罂粟。军队的种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和销售都通过中共系统完成。同时,中共严格监控农民的种植活动,农民收割罂粟果实后,必须全部缴纳给中共,中共按照官价收购。这时候,农民不再具有主动性,不会像在苏区那样积极要求反复分田地。而且,中共对农民严厉监控,农民也不能随便逃走。

1948年后,随着中共对全国各地的占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国全面推开。初期的模式与苏区一样,对地主批斗和惩罚,甚至杀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银和贵重物资,农民获得土地。 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后,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推着小车上前线支持中共军队对国军的战争,让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来江山后,各地建立军事诸侯体制,物资消耗量大增,对农民的粮食税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农民种粮交税后,粮食剩余难以解决自家温饱。农民纷纷向生活水平较高、粮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动,加速农村人口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于种粮的人口减少而吃粮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实施严厉的户口政策,通过户口政策分割农村与城市,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另外,由于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农民开始使奸耍滑,瞒报土地产量,不再老实交公粮。中共虽然持续提高粮食税收征购比例,但是征收的粮食无法供养越来越庞大的消耗。

随着经济变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为了获得更多粮食,中共推行农民互助社,也就是农民所谓的自助组织,生产资料共享、提高农业产量的小集体。在小集体的基础上,中共再快速推广人民公社,跑步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到了共产主义,农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粮,国家不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厨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干完活之后,直接到公社设置的食堂吃饭。而且,为了防止私人存粮,公社派人挨家挨户搜查,经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余粮食。很快,粮食生产放卫星,亩产上千斤、几千斤,上万斤,最后号称十万斤以上。

在农业大跃进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此之多,根本没必要收割地里的庄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庄稼都烂在地里。而且国家说,既然粮食生产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粮。在此之前,农民从来没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税,所以配合当地官员说话,共同创造亩产万斤的神话。到了交公粮时,农民无话可说,绝大部分粮食都得上交。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从农民手中掠夺大量粮食,保障城市供应。

而收回土地后,经济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河南和四川这两个省是产粮大省,也是农业大跃进最火热的地区,中共也重点关注这两个地区,尽量多这里征粮(其他产粮较少或口粮很差的省份,当地官员没有大量虚报粮食产量,公粮相对少一些)。大量交公粮后,农民吃不饱或者压根没饭吃,成片饿死。交公粮越多的地区,国家粮仓越是满库,当地人饿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粮食满库却不开仓放粮,其实很简单,只有让农民大量饿死,才能有效保证城市供应,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团需要山珍海味、酿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粮食。

1959年,农村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中共地方采取类似延安的严厉措施,控制农民出门逃荒讨饭,有的地区将机关枪架在主要路口,扫射试图出门讨饭的农民,让他们就在本地饿死。农民饿殍遍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种粮,城市很快开始缺粮。

1960年,饥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个城市,经济全面崩溃。在陷入饥荒后,安徽一些地区曾经实施过短暂的责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耕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快速恢复。不过,大多数地区土地归公社,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大幅减少,中国民众陷入持续的饥饿状态。

农业经济濒临崩溃,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运动。农业产出急剧减少后,农村产出无法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城市变得非常不稳定,对中共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中共内部出现分裂。当初,大跃进是毛发动的,彭德怀曾发表万言书反对大跃进,差点让毛下台;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则支持毛,打倒彭德怀,把大跃进推向更疯狂的境地。现在,经济变差,中共统治不稳,需要人来背黑锅。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是毛,多次明争暗斗后,毛在中共官僚系统内被空前孤立。毛走投无路,从发动学生打老师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军队情报系统的周恩来投靠毛泽东,毛周合力砸烂公检法,导致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完全瘫痪,让大量官僚靠边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消灭相当一部分与其背离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灭中共内部的土豪。这些土豪减少后,城市消费受到一定压制。

随后,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基本的粮食生产。农村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跃进。由于当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尤其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还得通过分田地,让更多人种粮。不过,这次中共采取的是另类分田地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同时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连诱骗加强压,要求部分城市人到农村,压缩城市户口,被称为“62压”,暂时减缓危机。

毛在1950年代仿效苏联,号召全国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进入1960年代,虽然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但是多生孩子导致的人口增长迅速填平了这段时间的人口减少。随着孩子逐渐成长为青少年,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这帮人从小在“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传下成长,成为响应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当毛消灭内部的土豪之后,这些青少年既不上学,也没有工作,还消耗大量粮食,变成城市中多余的人。为了稳定中共统治,毛推行上山下乡,给这些年轻人冠上“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农村去土里刨食。不论“62压”还是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中的无土地者,送到农村当有土地者,自己给自己耕作产粮,还能给中共交公粮。

社会承受能力达到饱和后,人们逐渐失去土地,经济再次崩溃。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数城市青少年被送到农村种地,城市的粮食还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农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农村种地的人群,农村的土地也日益紧张,人均土地持续减少。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的10年间,对于每个人来说,即使是集体耕作,也在逐渐失去田地。因为失去田地以较慢的速度发生,因此崩溃的速度相对较慢。

农村由于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权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且青少年越来越了解农村生活的痛苦,越来越抗拒上山下乡。在早期,中共还能在大力宣传的同时,通过取消城市户口、取消粮食分配,让青年在城市没粮吃不得不到农村。到后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户口,也拒绝到农村耕种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失业人口无法解决就业。围绕土地和人口发生的粮食、上山下乡、城市青年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意味着经济再度面临崩溃,中共对局势失控,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也是后来中共所说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实质上,经济已经崩溃了,中共统治差点完结。

改革开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没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临粮食绝收,当地农民又面临要么出门讨饭要么饿死。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实施土地责任到户,由农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粮食收成。小岗生产队更加激进,在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下,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责任书。(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因为这种承包责任书违反了当时的中共制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机构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农民当时走投无路,面临饿死的危险,为了活下来,也签订责任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责任书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中共最高当局可以假装不知道,然后任由地方将这些人处死。同时,即使重新分田地,农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权,只是使用权,地方当局随时可以集体所有的名义,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生死状”复制品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死状”复制品(看中国配图)

黄花大队和小岗生产队都实现粮食大丰收,小岗经验也快速推向全国。中共通过分化地方的权力,给农民一些空间,实现粮食增产,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地方政权作为被打的土豪,虽然控制权受损,但是粮食税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过。与苏区抢劫地主相比,改革开放是中共内部对地方政权的温和型分权,让地方政权从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改变为部分控制,而农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时缴纳更多的粮食和税收,风险更高。(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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