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参加抗日淞沪会战的桂系钢七军。（网络图片）
国共两党的历史上都详细地记载了国共内战中的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又称徐蚌会战）和平津战役。辽沈战役中的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在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之前先与中共中央商量自己是否应该赴任，未开战已经通敌在先；他虽未直接声明投共，但是多次故意耽误战机，致使国军大败亏输。平津战役中中共更是兵不血刃，软硬兼施逼和了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北平古城。淮海战役中先有隐藏在国军内部的中共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率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两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临阵倒戈，后有时任黄维第12兵团110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的廖运周在双堆集率五千多人阵前投共。
因此，所谓的三大战役都是中共从内部瓦解了国军的战斗力，虽然经常言称消灭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但是其中虚假的成份很大，直至蒋介石和国军退守台湾，共军并没有真正打过一场像样的硬仗。此后虽有1949年湖南青树坪战役大捷和金门古宁头战役大捷，但是由于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有限，时间很短，虽给共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却难以将其列为大战役。50年代初 广西境内发生的大规模“反共救国”战役，才是中共在内战中最艰难的硬仗。
50年代初广西境内的大规模“反共救国”战役
1949年底林彪共军占领广西，国军退守台湾后，至1952年，在广西境内确实发生了一场耗时日久、兵力庞大的超大型战役。它堪称国共内战中的“第四大战役”，只不过中共将其污蔑为“大规模剿匪作战”，其详情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1950年9月，广西102个县，就有97个县的民众公开反抗中共暴政，林彪四野李天佑共军围剿桂军进展迟缓，毛泽东震怒，派遣叶剑英、陶铸赴广西，命令共军大将张云逸、李天佑在国军叛贼陈明仁的协助下，严剿桂军，陶铸（右）特别强调“镇压必须严厉”。
根据当时共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剿匪战报”统计资料，“解放军”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四个军、十七个师，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林彪共军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剿匪”总兵力超过100万人。“剿匪”历时三年之久，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实为“反共救国”勇士）51,2917人。
这个数字说明，中共窃国后，广西桂军的大规模“反共救国”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1949年前大陆国共内战时间的总和，歼灭的“土匪”总人数，几乎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60万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总人数（55万人）。
在中共政权成立之后的三年，尽管国民党早已退出大陆，可是在广西确实又经历了另一大战役。姑且不论“解放军”自身的伤亡如何，51万人就占广西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51万广西人在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仍然拒不投降，使用绝对劣势的装备即使是以卵击石也与中共战斗至最后一息。
在当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环境之下，包括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内的屈膝投降者不计其数。国内的各大城市除太原等地坚守到巷战城破、主帅自杀之外，大多数守军守将都是望风而降。尽管此后投共者大都受到凌辱或被杀，但是拒不投共的人显然只有死路一条。
国共内战史上最值得讴歌的一章
在白崇禧将军撤离大陆前的部署和在台湾的遥控指挥之下，51万广西壮士舍身抗敌，拒不投共，这不能不说是国共内战史上最值得讴歌的一章。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投降而求生确实是一种人格的屈辱。自古正邪不两立，古代的仁人志士都把屈膝降敌视为奇耻大辱，诸葛亮在江东舌战群儒时，为激怒孙权与曹操对决，就曾说过“若其不能（与曹操抗衡），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当孙权反问刘备为什么不投降时，诸葛亮回答说：“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孙权听了此言之后，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由此可见忠孝节义在古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面临强敌也能坚守心中做人的准则，那才是真正的忠勇之士。
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后，田横不因齐国的灭亡而屈膝，率五百人仍困守在山东海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担心日后为患，便下诏令说：如果田横来投降，便可封王或封侯；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消灭掉。田横为了保存岛上五百人的生命，便带了两个部下离开，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但到了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田横便自刎而死，遗嘱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不接受投降的屈辱。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之后，流下了眼泪，他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大贤啊！”随后派了二千兵卒，以诸侯的规格厚葬了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刎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十分感慨，并由此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便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的死讯，也都相继“蹈海”自杀了。这个海岛后来就叫作田横岛。大史学家司马迁感慨的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由此可见，古代的忠臣义士都把气节、操守、道义看的很重，将忠孝节义视为自己做人的准则，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失节弃义。青史上也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
岳飞精忠报国，面对奸臣的冤杀也不放弃对朝廷的忠诚；关羽城破被围，面对威逼利诱，心如铁石也不肯背主；即使在败走麦城之际，仍能正义凛然的对前来劝降的东吴使臣诸葛瑾说：“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
在历史的长流上不泛悲剧人物，例如：岳飞、文天祥和于谦等人，虽同样都以悲剧收场，但正是这些人物将忠义撒播云天，为民族添光，为历史增采。51万八桂勇士在强敌面前宁死不降，理应在史书上留下他们生命的轨迹！
最令日军胆寒的桂林保卫战
据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回忆，十四年中日战争中真正令日军胆寒，但却被中国人遗忘的战役是惨烈的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
桂林守军1万9千人之中，1万2千人战死（其中一半被毒气毒死）。日军在后来递交给其大本营的战报中说：“皇军在桂林一役中阵亡1万3千9百余人，伤1万9千1百余人，失踪300余人，其中阵亡9名大佐级别的联队长、31名中佐级别的大队长，近100名中队长和小队长，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桂林守军中有不少地方民团，其中还有许多满头白发的老人，然而守军没有一名士兵在“清醒”的时候向日军投降（后来被俘虏的人全部是被毒气所熏昏迷不醒的人），即使在弹尽粮绝、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抵抗至死，充分展现了八桂勇士宁死不屈、舍身报国的壮烈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