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碑体高低错落，低的不及膝盖，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间，越进越深，严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发浓重：这是什么意思？
2008年我路过这里，转了一圈，没有看懂，也没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主题便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再访此地，有机会请教专家。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290-310万人。少的丹麦，116人，精确到个位。
二号厅，展示了15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220个集中营。
五号厅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碑。
六号厅摆放着电脑，参观者可以查到390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
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科佩尔-弗隆纽斯（Adam 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翻译了几分钟，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便强调了一句：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科佩尔说：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德语里，特性或身份认同（Identity）的发音和英语相似，我听懂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有特性、身份、身份认同、同一性等不同译法。但是，不管怎么译，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某某到底是谁？这个“谁”，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种种特征，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听到这里，我明白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有什么关系了。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这个设计强调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你认为“德国人是谁”？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 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