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载，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其实，这在民国期间并非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1935年，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沽竭的时期，仍然“对教育的投入，战时要当平时看”（蒋介石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
在中国，大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当时就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通常认为，在所谓“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其实，这并不是事实。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9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史料准确地给出了答案——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19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19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那么，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19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民众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19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19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19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个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为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有学者由统计数据计算出：19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00元。举几个形象的例子：1930年代，上海的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1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一块钱”约折合1990年代中期人民币45-50元；折合现人民币120元。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如此说来，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20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90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6000元。
那么，人们只要回忆一下2009年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数目，就知道当年民国政府是如何重视教育，也就明白现在的大学教育为何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三座大山”之一。所以，才会有今不如昔只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