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6月17日讯】如果说连一元的硬币都有人造假且造假者收益并不比普通的劳作要高，那么，一定会有人说造假者“有病”、“脑子出了问题”等。更有甚者，说此为完全不可信的官媒制造的假新闻，云云。
但这确实是发生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的一宗假币事件，河北省东南部地接山东，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本地小商贩对一元硬币开始警惕。有三种情况会遭拒收：币面有相对面积大的锈渍的，手感发轻的，图案不清晰的。
造假与买假市场充分开发
山东办案警员也不理解一元硬币造假的现象，在接受官媒采访时说：“他们生产了十六万枚，真的赔本了，因为购买这个（冲压）设备，再不断调试，中间还有一部分作废了，没有加工成型，所以说，很可笑。”然而，不可笑之处在于中国官权力到处设限，凡事都要证明，以不诚之心对待社会。另一方面，各种寻租集团勾结官权而“合法”造假，如花六十元买张“你妈是你妈”的证明就不必从北京跑回原省份开证明。倘若不花此六十元买假或不知有此门道，那就是上百个六十元也未必能解决的问题。造假与买假市场充分开发，造一元假币而博微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社会一切都可以骗，骗到的概率也非常大。比如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的副县长董某因在访民徐纯合被击毙事件上表态过份积极，被网民揭出假学历，但那种管理干部学院的毕业证不是函授得到而是真正脱产学习两三年而获，大多也是“真文凭，假知识”。官场上更多官员对自己的各级党校学历与在职研究生学位都心照不宣地持讳避态度，而那些已至高位其简历不得不上网的有此类学历、学位的官员，又无一例外地是网民的嘲笑对象。
小骗子诸如集资过亿的行为人往往被媒体关注，也成为打击非法集资的对象。其违法固然该抓，但国家诸多政策未尝不是“集资诈骗”性质的。比如地方债问题，必然会以打包方式上交中央，但最初经济决策层极力否认。现在则是绕开央行法“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规定，由国有商业银行将地方债由普通贷款转成地方政府债券，谓之“地方债置换”。由贷款转来的债券不但期限长也利率低，等于国有商业银行补贴地方政府，而且这类债券可由国有商业银行以借款者的身份向央行抵押贷款。
央行政策三重招术太险损
“地方债置换”等于央行兜底了地方债，但也遭到国有商业银行基于资产质量考虑的抵制，因此，近期以来是“地方债置换”在媒体上叫得欢，实际上执行进度惨淡。央行的另一险损招术是“轰钱”——通过中规中矩的制度设计将个人储蓄存款挤到股市上去，它的效果如同计划生育政策（先说养老国家管，后说养老靠自己）。若以经济伦理对待所谓的存款保险制度，就应当申明制度出台前的存款仍在全额赔偿范围内，而仅对此后有效。
降低利率政策亦无从在制度安排上挑剔，但它帮助了“轰钱”之术而致股市飞涨。股市飞涨对股民是好事，但最受益的是国企，国企通过发行新股与出售原有股份获得了大量的货币盈余，也以此归还了相当部分的银行贷款。在过去五个月的时间里，上市国企增值或达二十万亿，等于股市众多散户给凑起了“份子”。有人预测下半年牛市涨破转跌，也有人认为上世纪末美国股市崩溃经历了三年的大涨，后者若可循迹对目前所有散户仍是梦幻般的安慰。在社会整体货币盈余的情况下，那些合乎环保规定、技术进步程度不低的实体仍难获得生产性资金流量。此为乱局之始，也是中国经济自我妖魔化的后果。
能骗来钱的政策可以让各级经济决策者立刻提神，其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媒体以PPP代称之），地方政府“往疯处做”，每定省级计划必以千亿为总量目标。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则连两层都达不到，且此可怜比例也是签约情况而非资金实际投入。专业的经济分析人士十分忧虑“很多PPP项目一开始并不具备条件也在强推”的情形，但苦于增长无计的地方政府明白“玩这个政策”玩坏了还是中央兜底，如“地方债置换”之状。
多数崩盘资金去向难知晓
北京的高级经济决策层已深陷标会思维。标会思维本质同于股市的博傻理论，即其一者“新会费进来归还旧会费”，其二入会者多是“当会脚（一般加入者）之时又率十数或数十会”。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六亿标会崩盘在全国引起不小冲击，亦有学者反思“没标会就没洞头”的现象。但传统洞头标会作为一种金融文化绝非骗子主导，否则就不会形成民间经济古典自由活力以至温商现象成为一项文化遗产。而今，官权擅骗，民效而盛之，乃至形成“活着骗，死了算”公众心理。官骗，民骗，你骗，我骗，在骗局未崩的过程中，参与者都获得了“保险”心理；而骗局崩后，众人亦不以为意，“反正人骗我，我骗人，看谁最倒霉罢了”。
在温州，“稳增长”的压力非常之大，地方主官订出三年吸引投资超万亿的目标，分到各年均至三千三百亿。事实上，今年前五个月到位投资仅三十亿，不及目标百分之一。正常经济发展无钱可用，但基于骗局的资金流量又非常之大，此恐央行已无第四大险损之招对付，银监方面又徒唤奈何。金融骗局成风不惟浙江有之。在河北，邯郸涉十亿大案的一审宣判女案犯死刑，死刑原因之一就是其拒不认罪，尤其拒不说明资金去向。在该骗案中，国企邯钢是不折不扣的“托儿”也即“国骗”。而在至今未有头绪的工行石家庄某分支机构发生的银行人员与外部合谋骗走储户千万存款案，工行的“国骗”身份亦是铁定的。
评价中国社会金融乱局为“活着骗，死了算”并非噱头，其背后理念来自“文革”无疑。而且，整个政权体系的高端人士“文革”经历更是不觉间影响其决策思维，尽管有人曾以少年之身遭受过某种程度的迫害。未经详细论证即推大政方针是当下特点，也是“文革”特点，更加有自娱自乐性质的工整口号相伴随。不怕大、不怕高的“文革”政治思维于今转到了经济方面，从官方的PPP设计规模到民间的集资额度与利率都是如此。未来结果也很可能是林彪“摔死”之重复，因为到其权力鼎盛时期，哲学苍白、思维混乱，以至于写出“活着干，死了算”的丧气自励条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