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1。监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这样的抬举•
开初，集训队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两批三批……不断地从各个中队送进来，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十个八个，一共聚集了约百一二十号人。进监以后，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觉得自己原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正正的劳改犯人，政府说过，是要把我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现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连人都不是，将来还能成“公民”吗？后来忽然听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作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就担心这翻天覆地的运动，会不会像龙王爷发大水，在大水冲垮太行山的时候，会捎带着把沿路的蚂蚁窝一鼓荡平。至于蚂蚁窝里那亿万条生命是不是算数，龙王爷是没在意的。加上，干部们这时候的“文革语言”也常常使人惊心动魄，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嘛！你们要敢于乱说乱动，只有死路一条！”犯人觉得非常委屈，怎么无缘无故地就把我们算作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了呢？
于是，有一天，一个老犯，就在学习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旧社会里，我也在国民党手下干过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时，农民群众说我是县长和土匪恶霸的脚脚爪爪；到了劳改队，政府干部认为我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脚脚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打得紧的时候，又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脚脚爪爪。这些，我想来都有点沾边。因为地主、国民党、美帝国主义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嘛。但是，这回，文化大革命一来，干部又说我们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仔细一想，觉得这只有那些解放后当过干部、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做过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政府干部把我这样的人，也算成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晓得，这是抬举我，不过，我受不起这样的抬举！我的残余刑期只有4年多，家里婆娘娃儿都在望我刑满回家，我实在受不起这样的抬举！……”他说到这里，嘴唇嗫嚅，神情激动，而别人却只觉得滑稽可笑。有个“小鬼”，学习以后，悄悄里取笑地说：“我是捞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说我是小偷，脸上很不光彩，这回能够当上大人物的脚脚爪爪，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不过，我也还是害怕，害怕将来遇到那些真脚脚爪爪要打我两耳光，说我是冒充的。……”
当时，某些极“左”政治观念之荒唐混乱，大致都和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干部家属吵架•
集训队对犯人的管理是很严的，在“文革”开始以后，干部传达了《公安八条》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农场的内斗信息，对犯人是保密的，一点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夺权”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出工时，看到桂花大队的陈大队长和蔡教导员都被罚在公路边捶石子，就知道他们两个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们出工，从干部家属居住区的路上走过，忽然听到干部家属在吵架。吵架的双方，一位是桂花大队陈大队长的夫人，一位是大队部一位姓容的干事的妻子，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她是从成都调来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厂的广播员。人很年轻，活泼，在磨床厂时，我们天天听她的广播，那时候，她对犯人也没有什么傲慢和歧视的表现，笑嘻嘻的，大家对她的印象不坏，似乎是“劳改队之莺”。可是，这回一听她们吵架，才发现，这位广播员竟已经变成了造反的“闯将”，她居然在桂花大队干部对“走资派”的斗争会上，冲上去，打了陈大队长一记耳光。因为，我们听到，陈大队长的夫人在骂她：
“你个嫩屄婆娘，你为什么要打他耳光？他那么大年纪，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你还在你妈的烂屄里没有钻出来哩！你打她，你够格吗？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是会卖！卖你的屄好啦，你卖一千个人，他也没有管过你，你为什么打他？卖你的好啦！……”
陈大队长原先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一个营长，团长就是雷马屏农场的场长兼场党委书记常胜，常胜这个团，在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大战功的。后来常胜调到这个农场，陈大队长就跟着调来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骂人骂得很粗鲁，她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气，骂起来是肆无忌惮的。而容干事的妻子，一向作广播员，根本不会骂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语言来回骂：
“你们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你还想当母老虎呀？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会上来辩，看谁有理，看今天是谁家的天下！……”
陈大队长夫人说：“大会又怎么啦？毛主席说，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提意见嘛！你打人，你故意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向毛主席请罪！你个嫩屄，我看你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一边听，一边忍着笑走过去，走远了，还听见陈大队长的夫人一口一个“嫩屄”的在骂。大家就从干部家属的吵架，知道陈大队长在斗争会上挨了耳光。我当时想，这大概就是“文革”社会的一个缩影，这运动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团结与社会人际和谐的破坏，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这是谁也没法的事。当时，农场已经乱成一团，常胜也已经“靠边站”，听说是养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报来源•
在集训队里面关着，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除了听读报，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扫清洁回来，忽然把他捡到的两张纸拿给我看。原来，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报”。那上面不但有周恩来接见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还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检察院赵副检察长自杀的报道，标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昨晚自杀狗命呜呼”。看了这样的东西，的确使人惊心，虽然不清楚那检察院是成都市检察院还是四川省检察院，但这运动竟然斗到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自杀，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可见那造反的乱局已经无法收拾了。我看过以后，便叫“熊笨三”不要乱传，最多传几个人，便把它毁掉。同时，又问他是从哪里捡来的，他说是从围墙外面那个垃圾堆里捡到的。我说，以后有机会，多注意一下那个地方。
这以后，他竟然有好几次把这样的材料捡了回来。不但有四川造反派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材料，还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材料。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训队的武警居住的某个房子里，有一个临时搞起来的电台，电台不知道是农场的还是武警部队搞的。他们每天要工作一个短时间，通过电台搜集情报，油印出来，可能是供领导参考。印废了的纸，就随便丢在垃圾堆里。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报来源。
这些情报，有的是触目惊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于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扬的“文艺黑线专政”，由于这两个人牵涉我的一些个人怨愤，心底下真有许多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我感到，运动中把这两个人当作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实在是胡乱加上去的罪名。但是，这两个人，也确实有不可原谅的罪错，那不是对毛泽东有罪，而是对人民、对文艺界知识界有罪。李井泉一贯左，“反右”运动中，四川知识界划右派人数之多，是全国第一的；“大跃进”运动中的虚报浮夸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四川农村中饿死人数之多，尤其令人发指。李井泉对这些事，是有直接责任的。至于周扬，他一贯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哪有什么他的“文艺黑线”？他个人的罪错，主要是宗派主义，解放前反鲁迅，解放后反胡风，把文艺界搞成“一派掌权、排斥异己”的死气沉沉与离心离德的局面。“反胡风”运动，完全是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致力于保护文艺界少受伤害，反而火上浇油，尽量扩大“反右”的范围与声势。他确实是中国文艺界的罪人。我过去想过：假如“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不由周扬而由冯雪峰作领导，也许会少出许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论，李井泉和周扬，他们对毛泽东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们打成“反毛泽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纯粹是乱弹琴。这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极左路线搞坏了国家大事以后，看到党内高层存在着要“纠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后，会遭到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批判和“毁墓焚尸”的对待。所以，他必须先下手，把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老干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绝对忠于自己的年轻干部，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中的作为，已经在文艺界、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招来了许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让这些老干部去承担“不执行毛主席政策路线”与“实行文艺黑线专政”等方面的罪责。这样，一方面，消除了知识分子与群众中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方面，借群众的斗争来把这些老干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在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岂不妙哉？——毛泽东的深沉大智，雄猜阴狠，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个电台似乎撤走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报了。
2。格斗士戏剧的转化
集训队每天只出半天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听干部讲话，听读报，主要就是开会讨论，或叫犯人互相揭发检举。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犯人也要学会背语录，唱语录歌。不过，日子长了，揭发检举就只有在干部布置了以后，犯人才会紧张起来。干部没有布置揭发检举的时候，那学习就只是叫犯人谈对文件、报告以及时局的认识与体会。这样的学习，虽然干部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学习时间拿来“说空话”。可是，这“说空话”还真是一种不容易学会的本领。因为，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下午四小时，晚上还有两小时，要说很多话才能把学习的时间填满。而集训队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许多人在学习时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愿多说话，甚至根本不说话。其中，有的人是生来的木讷，有的人则是害怕说错了话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组人坐在那里，没一个人发言，冷了场，干部发现了，或有人向干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训的。全队分为两个分队，学习通常都是以分队为单位。我是一分队的学习组长，要负责按时开会和作学习记录。每逢没有人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场”。幸而，后来新收监的犯人中，来了一位“空话大王”，他一发起言来，可以从五年前偷鸡蛋，三年前抠黄鳝，谈到昨天打牙祭，又从打牙祭谈到当前大好形势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再从电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战》的战略思想，又从《南征北战》说到《上甘岭》那位女演员唱的那支歌，再从唱歌说到有一次学唱语录歌因为喉咙肿了唱不出，别人以为他装怪，自己又气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语录歌今后改造不好，后来幸亏是卫生员张驼子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窝“开喉箭”，拿来煎水当茶喝才医好了。然后联系到毛主席说过西医要学中医，又说到我们劳改队的卫生员应该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学习，再说到医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锻炼，你看我们农场的干部，每一个都红光满面，就是因为思想先进又锻炼得好；不像我们劳改犯人，思想反动，除了劳动就不晓得锻炼，弄得来一个个黄皮刮瘦。再说到干部对我们的改造，关怀得无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晕倒了就喊卫生员来打针，让他好了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场，从学习开始说起，一直发言到学习结束，说得滔滔不绝，似乎说的也都和改造有关。但你如果要仔细想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才会发现，他说了几小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组上自从有了他，就再也没有冷过场。就是从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说空话”也是一种本领。在集训队这样的场合，没有“说空话”的人，那学习就会是很恼火的。
实际上，集训队的干部，对于进了集训队的犯人原先在中队上犯了什么错误，一般是并不过问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关进“独居”正在交代问题的犯人，是特殊情况，要由农场的“驻场检察员”随时提讯，决定是否起诉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训队干部管。所以集训队的干部最重视的，是犯人在集训队里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动。每年年终的“冬训”，是最紧张的时候，干部要号召犯人互相检举揭发。平时则只有发现了问题，才开批斗会作出处理。而集训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越狱逃跑”，另一类则是“反改造言论”。“越狱逃跑”的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刑事犯身上，因为他们逃出去以后，仍可以以盗窃为生。“反改造言论”则往往发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监中还有不少在国民党中任过职的“老反革命”，因为改造时间长，大都已经退了火，谨言慎行地不容易出问题。在集训队的“右派”犯人中，有两个人最被干部注意。一个是一分队的任世同，一个是二分队的杨长虹。这两个人在集训队干部眼里，是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人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反改造祖师爷”。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参加工作，最初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里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劳教，编入了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队。后来因为在成昆铁路的筑路劳动期间，涉嫌用粮票和钱，资助两个“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审查。415筑路队的领导干部，怀疑他有计划地组织犯人逃跑。同时，415筑路队里面发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简称“马盟”）的组织，既然他有“组织逃跑”的嫌疑，就进一步怀疑他与“马盟”有组织关系，被戴上脚镣手铐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查不出他与“马盟”有关的证据，那两个逃跑的“右派”抓回来审问，也没有交代出什么与“马盟”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农场。他一到农场就被送进了集训队。我第二次收监以后，在一分队担任学习组长。他进来的那天，管教干事就交代我：“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给你负责，要好好地监督他。”我觉得这事情责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边。从外表上看，他虽然有一米七几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弱不禁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因贫血而身体衰弱到极点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可怕。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他犯案的情况。据他说，他确实与“马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筑路队的管教干部，认为“马盟”是一个大案，就把一个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马盟”联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认。他不承认，在法庭上与检察员公开辩论，就被认为是“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在审查期间，戴脚镣手铐是准备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经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乱认罪，就冤死了。“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庆解放前夕从国民党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就因为“马盟”的问题被处死刑，枪毙了。他说，他虽然曾与“马盟”的个别“右派分子”来往过，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组织，甚至“马盟”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组织，他也觉得是可疑的。他怀疑是“逼供信”逼出来的。至于他资助别人逃跑，他说，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个“右派”想逃出去结婚。当时为了朋友义气，没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还写了一个字条，让那两个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帮忙。就为这，他就被认定为是组织逃跑的要犯，而且，连带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来只差个一年半载，劳教期满就可以回原机关的，原机关也已经在考虑他回去以后的工作安排。可就因为他的“朋友义气”，自己差一点丧命，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也毁掉了。他说他解放前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根本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样整他，他没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担任学习组长的那个时期，他也并没有什么反改造活动，只是因为戴脚镣手铐坐牢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说他装病，消极怠工。当我经过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集训队干部的眼中钉。主要是因为他常常在集训队的一些“小鬼”（年轻的刑事犯）中间，作一些类似“思想启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响下，搞了些捣乱的小活动（如把靠拢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们的雨鞋在夜间偷去甩到厕所的粪坑里之类）。另外，他跟一分队的某些“老反革命”，关系搞得不好，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那些“小鬼”背后的“祖师爷”。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他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这从他仗义气去资助别人逃跑和在集训队叫“小鬼”们去搞小活动，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在“文革”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如何，得让他收锋敛迹，别再受打击。
杨长虹，家在上海，听说原本在海军里面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后，大概是在劳教时，逃跑了一年多，抓回来后，判了20年徒刑。因为他在二分队，住在另一所监房，集训队的犯人是不许串监的，所以我和他接触很少，对他的情况，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训队的“反改造祖师爷”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为犯人中的“小鬼”，很听他的话，往往是因为那些“小鬼”在传播“反改造言论”时，被揪出来斗，斗争会上，便有人揭发，说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论，都是从杨长虹那里学来的。而集训队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鳅”和“泼皮”。虽然都是些刑事犯，却一个个能言善辩，平日既不容易被别人抓住短子，斗争会上又敢于“滚钉板”。哪怕被捆得骨头喳喳地响，宁肯自己担待也决不把“祖师爷”扯上。所以，杨长虹究竟干了些什么反改造活动，集训队的干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摆八卦阵，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对杨长虹是切齿痛恨的。
集训队干部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们都有管理犯人和惩治反改造分子的丰富经验，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用集训队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搞“狗咬狗的斗争”。就好像古罗马斗技场里面，看奴隶格斗士互相厮杀，无论谁被杀死杀伤，对看格斗的贵人们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被“横扫”进集训队之后不久，就听“熊笨三”告诉我，说现在杨长虹和任世同之间，由于干部追查谁说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两人互不信任。干部认为这话在他们两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杨长虹怀疑任世同想嫁祸于人，任世同怀疑杨长虹为了自保就会叫“何小鬼”来揭发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说，那话本来是他从任世同那里听来的，他并没有想揭发，但如果任世同要攻击杨长虹，他就只能站在杨长虹一边。“熊笨三”还说，“何小鬼”这个人，并不算坏，原来他本想自己承认是从川戏里学来的，现在看到两个“祖师爷”都怕担责任，心里就有点慌，不知道自己担不担得起。——我听“熊笨三”这么一说，就感到，如果这两个“右派”在这时候上演一场格斗士戏剧，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生死决斗”，弄得不好，还会牵连其他“右派”。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首先让杨长虹与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绝不要互相攻击。然后，就必须转移干部的注意力，把检举揭发的方向，转到别的方面去。把干部想搞的“狗咬狗的斗争”尽可能搞成一个“人打狗的斗争”。
在没有别人可以调解任世同与杨长虹的矛盾的情况下，我只好冒险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杨长虹约好，在晚饭后与上学习前的那段空闲时间里，到一分队后面那个僻静无人的空房子门口和我见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见面时，我说：“现在，时间很紧，我只说几句话：现在你们两个的处境很危险，决不可以搞内斗。从现在起，你们两个都休息，沉默下来。其他问题，由我来处理。”他们都点头同意，随即各自走开。就这样，我总算把一场格斗士戏剧的两个演员叫停了。
接着，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么把斗争目标转移的问题。“熊笨三”认为可以从检举“有人卖包谷粑”的问题下手。我同意试试看。
所谓“卖包谷粑”问题，是这样的：监狱里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四两粮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过饭以后，还有人把包谷粑拿出来吃，甚至还拿包谷粑送给别人。这些包谷粑从哪里来的呢？监狱只有一个大厨房，无疑是从那里来的。要么是他会偷，要么就是大厨房在偷偷地卖包谷粑。要说是偷的，难道他能经常地偷到手吗？如果包谷粑确实是大厨房卖出来的，显然是大厨房克扣了犯人的口粮。这不仅违犯监规，而且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行为。把这问题揭发出来，干部是不能不管的。
经常将多余的包谷粑拿出来吃的那个犯人，是一个惯于在犯人中搞“鸡奸”的“不男不女”的家伙，姓巫，很年轻，大家叫他“巫东朋”。他颇有些通天手眼，别人无法搞到的东西他偏能搞到。他这次收监，是因为他诱骗了一位中队干部的妻子，逃出去过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干部对他也是很憎恨的。我们选择从他下手，不仅犯人会群起揭发他，干部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从他下手，容易造成声势。
这事情一揭发开，斗争的发展竟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这“巫东朋”不仅从大厨房买过包谷粑，而且，因为他和集训队的卫生员有“鸡奸”关系，还经常到卫生员的房间里去拿包谷粑吃，而卫生员的包谷粑也是从大厨房的炊事员那里弄来的。
大厨房的炊事员，姓李，原本是农场的管教股长，在肃反运动中，他家乡的群众检举他在敌伪统治时期做过汉奸，罪恶很大。农场把他撤职判刑以后，便把他放到集训队监狱里来当炊事员。他平日对犯人态度非常恶劣，犯人都讨厌他，叫他“老汉奸”。
卫生员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劳改队才学会医病的。在监狱里，卫生员是有特殊地位的，因为干部和干部家属经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卫生员深受干部信任，他向干部反映什么情况，几乎是一句顶两句，犯人谁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员的勾结，主要也因为炊事员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员和卫生员被揭发出来以后，发现保管工具的保管员，也有卖包谷粑的情况，也是和炊事员有勾结的。这样就暴露出集训队里面原来还窝藏着狼狈为奸的一个反改造集团，而且，是最肮脏、最卑鄙、又最隐秘的。这事，使集训队的萧指导员大为光火，于是就连日召开全队的大会，来揭发他们的问题。
集训队的卫生员、炊事员、保管员，是犯人中的“三大员”，是干部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往年，他们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现在斗争别人的斗争会上。而今年这样一来，这年“冬训”的主题，就成了一连串“斗倒三员”的斗争会。追查“卖包谷粑”所牵涉的人，追查“鸡奸”还有谁和谁？每天学习会上，揭发检举的发言，把会场炒作得非常热闹，一反历年“冬训”那冷清凄厉的场面。集训队干部原本想看“右派”格斗士互相厮杀的悲剧，就被转移成“人打狗”的喜剧了。
这是我在集训队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笔，基本上是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击了“假积极分子”，使两个“右派”避过了充当“格斗士”的困境。而这也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那运动进程中许多骇人的极左现象，知道物极必反，“极左路线”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也许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晨光再现。因而，我对这样的斗争也更有信心。
（但是，杨长虹和任世同在我离开集训队以后，仍然遭到了厄运。杨长虹后来病死在总场部的医院里。听说，干部已经搜集了他的许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会被起诉加刑。任世同在集训队军管时期，被武警打断了两只手膀子，很久才医好。不过，任世同在1979年后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队怀疑他和“马盟”有组织关系，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后来，他回到原机关，几年之后，担任了重庆蓄电池厂的党委书记，并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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