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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于同治六年，即公历1867年预言颓废不振的清朝不出50年必亡。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烈文发此预言时的1867年是44年，果然没出了50年。赵烈文生于1832年，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年少时即有才名，很有思想见地。
咸丰五年，好友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其时，曾国藩正坐困南昌前线，被太平军整得灰头土脸，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对刚刚到来的赵烈文，曾国藩起初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作为实习幕僚，总得有些事干。曾国藩没心思给他安排什么具体活干，只是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先熟悉熟悉工作环境再说。不料，这位赵先生一去就发现了问题，回来后给曾国藩汇报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最见不得“坐谈立议，无人能及，随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书生，他料定赵烈文亦属此辈，因此对赵烈文所谓的观感很反感。他心里不大高兴，这个小毛孩子，懂什么军机大事呀。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有病，他可能也看出曾国藩很不重视自己，不如自己识相点离开这里算了。所以他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被赵烈文不幸而言中。曾国藩看到赵烈文的见识不凡，立马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后来，赵烈文越来越受曾国藩的器重，经常一起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国藩无话不谈，有时竟然一日谈好几次。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朝廷栋梁，正是由于他与一干人的不懈努力与奋力拼搏，使晚清才得以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刘继兴认为，当时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历代兴亡研究甚深的曾国藩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无尽的危机，搞不好会亡国。但他认为通过一些努力，应该还是能挽危厦于将倒。
赵烈文可不这么看，他的观点比曾国藩更为深邃与锐利。赵烈文写过不少作品，如《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庚申避乱日记》等。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惊世骇俗地预言了清朝不出50年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高层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曾国藩闻毕顿忧，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接着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在谈话中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颇具政治眼光。对于赵烈文这番鞭辟入里的言论，曾国藩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似有所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