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翁寒松写的《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剖析了从1932年至1976年毛周直接交集后的关系；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用“和而不谐、斗而不破”8个字，概括了二人权斗的特点；该书还认为，表面委曲求全的周恩来不动声色地挫败了咄咄逼人的毛泽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邀请了《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的编辑高伐林介绍了这本书。他表示，“和而不谐、斗而不破”，透视出毛、周双方权斗更深层的线索，那就是：表面上大权在握、占尽上风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者，而表面上低头退守、委曲求全的周恩来，却不动声色地挫败了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毛一步步落得孤家寡人、所有狂妄野心化为乌有的下场。就像中国有句古话所说的：“逢君之恶”，意思是“迎合执政者的意旨，引导他去干坏事”。
这种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具有颠覆性的看法，高伐林表示，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高层政治倾轧，都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毛泽东如何用层层剥笋的方式，引导毛自己动手，清除自己最信任最倚重的党羽。例如，50年代整掉高岗，60年代整掉刘少奇，70年代整掉林彪，都是周恩来得手的最著名实例。
该书作者认为，毛周关系是直线式的周恩来节节胜利、毛泽东步步失策，他在书中叙述了44年间双方多次攻防、互有胜负；他们二人的关系也并非总是剑拔弩张的对手，在复杂的历史中，往往是多方博弈，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敌我友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
例如遵义会议，作者的观点就与传统说法大相径庭。高伐林介绍，遵义会议其实是周恩来主导、周毛联手而发动的清算“留苏国际派”的政变，但随即毛对周突然袭击，把周恩来通过遵义会议夺得的中共领导权转到自己手中。
再比如在长征途中的“两个中央”，当时参与博弈的至少有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和“留苏国际派”，毛泽东开始是利用张国焘扒掉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之职，随后周恩来又抓住毛张交手的时机赢得时机和党内地位。其它如西安事变、延安整风，乃至后来的“反冒进”、“大跃进”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样。
中共宣传的周恩来是清风两袖、脂膏不润的“好总理”，但据香港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他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以慈禧太后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阴暗心态，无偿援助越南二百亿美元、阿尔巴尼亚一百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尚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692倍。
在抗战最艰苦、前线吃紧的年代，他挪用中央拨付的八路军军费，在重庆夜夜笙歌、花天酒地；为了收买美国政客与中华民国政府毁约断交，他不惜以一吨顶级鲍鱼款待美国第卅七任总统尼克松；在城市居民月薪不值一瓶茅台酒的年代，他大笔一挥就赠送尼克松廿吨贵州茅台。
周恩来最愧对列祖列宗与子孙后代的罪孽是：为了把国共内战上纲为国际问题、让缅甸政府到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侵犯主权”，悍然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为了献媚新沙皇，他亲自与外蒙分裂主义者签订中蒙友好协议并主持外蒙主权移交仪式；为了离间日美关系，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此举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台列屿领土争端，更使中国在东海的油气资源长期被日本夺占，海洋战略形势长期受到压抑。
据不完全统计，在周恩来任中共政府首脑的廿六年内，他亲自签署卖国条约就割让了中国固有领土43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百二十个台湾的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