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白皮书没有可信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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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7月05日讯】不管地缘政治学家们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冷战，尽管新冷战在诸多方面与上世纪的传统冷战不一样。无论传统冷战还是新冷战，其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与正当性之双重竞争。以美中关系的本质为例，前者坚持源自宗教理想的“山巅之城”维护与续存乃至推广，其意识没有任何变化；后者在“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失败后，将自身梦想暗示为“造福全世界”。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现实中可观测层面的东西也有。比如说，中共全面整肃有西方背景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以致美国有四十多个商业和专业团体给中共全国人大写信，要求从立法方面缓解这一坏趋势。

大胆编造统计数据

一九九四年，将临生命终点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顾其一九七一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时，曾感叹他的政策也许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即中共不仅不会接受和平演变，而且还会对全世界形成良知方面的威胁。中美缓和已历四十四年，尼克松离世也有二十一年，新冷战为“科学怪人”做了最好的诠释。尽管美国国内集中在“中国崩溃”预判上还有较大分歧，更有影响力很大的学者为“北京共识”进行辩护，但是建设性接触共识确实无可避免地开始瓦解。新冷战在中共一方虽以批判普世价值为重要指向，但是它并不否认重要概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人权，是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它主张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为了应对西方压力，中共出台专题报告宣称本国人权状况有最新改善。比如，六月八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二○一四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宣称在与人权相关的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白皮书中说“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在数据上是“每个行政村一月放一场电影”，以及“农家书屋工程覆蓋全部行政村”，等等。事实上，不但每月一场电影形式完全没有需求点，其需求已在电脑、手机等媒介上实现，而且很是稀有的农村电影播放固定地点也都是“样子货”。我的原籍村与中共已退休常委贾庆林的原籍同属一个屯子（集团村），九个行政村只有一间电影放映室。它建在了贾的原籍村，意图是给贾回乡省亲一个好印象，尽管贾自那个放映室建立后从未回来。大约十年过去，那个放映室所放过电影的次数也不过五次。

至于农家书屋一说，不仅我的原籍九个行政村绝无一个，而且有的村民得知国家有此安排后认为“党支部把钱给吃了”。党支部吃了那些钱与否或者那些钱本来有否都无从调查，而我问及的近一百个村庄，没有任何一个有农家书屋。国新办的数据如何得来虽不可知，但它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老套路再现无疑。数据会“变形”的，诸如在城郊结合部的一个广场上放几场露天电影，可以被统计到对所有村庄的放映里面去，并且那些数据也会以“鸡生蛋，蛋生鸡”的套路来乘数级地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就算是农村因素居多的城市其电影播放业也呈现出难以为继的情状，不得不将建筑空间租给博彩业等经营者。

村官猖狂施虐小民

在社会文化公益方面，不惟可以“官出数字”的农村书屋状况全系编造，而且现实可目测的微观实证也会让国新办无法自圆其说。实体书店的大幅度萎缩是个持久文化话题，也印证了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的“文化改革”的失败。目前，不仅兴起于邓小平时代的私人小书店在三四线城市近乎绝迹，就是公办唯一正统的新华书店也都将经营店面压缩到最小，绝大部分租给旅馆业与售酒业等。

“文化改革”没有带来文化人权，相反，在农村的官权猖狂比国新办的数据造假更大胆。比如，河北某农村一位“先当村长后入党”的村委会主任，在入党庆贺宴会结束后借着酒劲去摇晃一位因病长期卧床的年老村民，恶狠狠地说：“看你还敢不服？往后我就当支书了！”由于该人名声太坏，三届后落选村委会主任，但仍然任派出所指定的村警。正是村警一职在身，使屡受其欺压的如卧病老村民“没法告他”。如果不是最高党媒在习近平考察贵州农村后，自己承认乡匪村霸现象严重，我的微观调查一定会被指为“敌对势力造谣”。不过，数年前我所在的县级市一个村子里发生村民集体求免死杀人者的轰动事件，官媒也予以报道。杀人事件肇于村主任欺人太甚，闯进租场养猪的外地人家里殴伤数人，被欺者忍无可忍以铁棍打死了恶霸村主任。

普通村民的经济人权难以得到保障，其如党媒所说的村官截留各种补贴乃等闲事。而在村民“不配合”乡村工程时，遭遇暴力也很普遍。在我的原籍村，支书家人曾打得我的一位族弟当众下跪，原因是后者认为修路砍了他的树而不予事先通知，找支书理论并发生口角与推搡。

乡镇政权为害日久

农村现实生活之残酷超乎想像，六月九日发生在贵州的四名农村留守儿童因饑饿贫困集体自杀事件可算一个侧影。事件发生的头一天，国新办发布了白皮书，宣示农村人权状况如何之好。就是不看贵州那样的经济落后地区，仅仅看我与贾庆林的原籍所在，经济状况还算不错之下掩盖了整体文化人权的凋零。比如，四代妇女群体除了年轻人可以玩玩手机（包括看手机电影），上三代都是绝少获得好的文化商品供给，“没事儿，坐闲街”而已。

农民的经济人权也要给乡镇的“集体人权”让路。五月初，有毗邻某县的村民跑几十里路来求我代写控告材料，口述内容则是镇上干部对村支书殴打其胞兄视而不见，而其胞兄遭殴的原因仅仅是未在挖沟协议上签字。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镇干部坐阵、村支书指挥，施工人员强行在村民麦田挖沟，声称“是为了保护京沪高铁”。所谓保护京沪高铁的工程其补偿款也是经过镇上“扒一层”才给到村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再“扒一层”才发给农户。我在做农村调查时，还碰到新当选村委会主任因不是镇上预定人选而被多方刁难的事情，镇干部也一直鼓励村支书违法行事，称曰：“民意不顶狗蛋，还是党说了算。”

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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