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7月06日讯】为《徬徨与抉择》再版而作这是一本了解中国、准备同中国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商家必读的书。也是一本中共体制内追求改革、进步的人士吸取历史经验必读的书。
六十五年前，共产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香港地下党的响应，最有力的表现也许是出版两本流传甚广的反蒋小说──《金陵春梦》与《侍卫官杂记》。作者署名“唐人”与“宋乔”，前后对应，都是出于《大公报》的策划。侍卫官杂记最为成功，七万册上市，一销而空。该书明显影射国民党高层，描绘官场腐败内幕“生动曲折，引人入胜”，以致台湾蒋经国亲自驳斥是“低俗的人身攻击”⋯⋯该书作者就是当时任职大公报的著名记者周榆瑞。
周榆瑞时年仅三十五岁，却已是一位有丰富阅历的政治记者。他中英文俱佳，尤其英文口语、写作非常了得，在英国新闻处、美国新闻处服务过，因此结交不少英美记者、外交官，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七上庐山与蒋介石等会晤，他是随行译员。政治上，从七七事变起，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他和中共要员多有交往，同情中共。在重庆多次和周恩来交谈，周甚之器重，亟欲利用他对各方政情的深入了解，作情报统战之用。周榆瑞也以新闻和作家自许，选择地位高尚的大公报为业。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和周恩来等中共人物也有频繁的接触。
遭遇秘密陷害决心让世人知晓
但是，一九五二年九月他从香港进入大陆，却掉进了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配合中共设计的陷阱。不仅没有周恩来要见他那回事，而且，被公安逮捕，关押过几处监狱，当作“帝国主义的特务”受到无休止的审查逼讯，断绝和香港家人联系，逼他回香港后为党做“国际统战”，直到五七年春节才放他回香港。被秘密监禁长达四年。他的《侍卫官杂记》在离港前脱稿，当月即在港出版。且为中共当局所重视，一九六○年大陆内部出版，传阅广泛。他返港前，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接见长谈亦嘉勉该书（其实，周榆瑞本人对该杂记并不满意，认为是香港报纸连载故事的散漫之作）。
时至今日，中共有关周榆瑞的资料，都很正面。对他一九六一年可谓叛逃的事件只是一笔带过。尤其对那四年（1953-1957）的秘密监禁只字不提！
显然，这是见不得光的丑闻。这种莫须有的政治陷害对于一位知名作家，是奇耻大辱，掩盖这段事实极不公平。这正是作者在那四年中念念不忘要报复的事──他勉励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要度过难关”，挣出牢笼，回到香港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这是他写作这部《徬徨与抉择》的坚强信念。也是我们要将这本被掩藏、被遗忘半个世纪的书，重新再版的一个原因。
周榆瑞一九八○年在伦敦病逝。他脱离中共控制，在西方生活的十九年是怎样度过的？我们附录一篇他应约为好友卜少夫七十大寿而作的文章，据述，他开初为BBC做政治评论，因中共施压而被停止。之后，由卜少夫的推荐，台湾联合报聘请他为驻英特派员，月薪二百五十美元──他说因此定了终身：“通过卜少夫和联合报而效忠中华民国。”而且“效忠到底”。他婉谢了美国两家大学的高薪聘请（年薪一万、二万美元），也拒绝了其他的高价“诱惑”。为何有这样的选择？那是因为联合报“以国士待我”的诚意和他对卜少夫为人有“死心塌地的钦佩”。同时，他在英国还有其他著作需要完成出版。
共产党残酷洗脑使他走向反共之路
周榆瑞只活了六十五岁。卜少夫说他“一生坎坷”，意指他一九四九后的半生遭遇，不幸不屈而有仁有义。虽然他也曾“很有贡献”地为中共效劳，但是，那四年的秘密监禁和他亲身观察与感受的中共统治下的实况，“我不仅是感到幻灭，而且充分了解极权主义独裁的确实意义。”他在第四章自白道：他已了解到，共党对知识分子的洗脑，精神虐待，比酷刑更为不堪。“没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便会很容易发疯，或者神经崩溃。”他说，对他的折磨，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哲学。以前他相信爱使人生存，现在，他认识到恨也能激起人的求生意志。“我对共产党的恨，在我心中沸腾。共产党要把我变成他们的工具，实际上，是他们促起了我决心反对共产主义。变为反对他们的人。”
他说，从多次审讯中，他看到中共干部对西方社会与制度的愚蠢与无知，有时使他几乎要当场笑出来。因为过去他在国统区接触过共党人士，还从没有这样令他看不起。因此，他认定“绝对必要”用更多的谎话来取得他们的信任，以便早日获得自由。实际上，他以这种手法，成功地和审讯干部周旋，打一场“心理战”，让他们相信他已被思想改造成功。直到返回香港后都用大陆串织的一套说词，掩盖他四年失踪的真相。
他内心深信，用文字还原真相，──决心撰写《徬徨与抉择》，是他身为一名作家的责任。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很多经历或逃出中共牢笼的出版物，记录毛的血腥专政和在维稳名义下的强暴镇压，无数的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悲惨故事。但周榆瑞这本书有他独特的传奇性：
周榆瑞故事的独特传奇，非同凡响
一、他经历的是一场中共在香港进行的肃反、反间谍斗争──中共国安系统一向视香港为远东情报中心，认定周榆瑞是受雇于英国美国的高级特务，或与西方情报机构有密切关系，因此，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审讯逼供，向周索取他的社会、工作及私人关系，交代钜细无遗的活动资料。并非涉及具体案件。这样的案例于中共并非绝无仅有，如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近似。可能早期“海归”人士也遭遇过类似审查与迫害，但涉及香港者不多，而且当事人多不愿曝露内幕。
二、周榆瑞是高级知识分子、知名作家，和中共关系不浅，又是大公报的高级职员，香港居民，甚至已是中共在港文化圈的重要角色──如此严厉、粗暴地拘捕审讯他，施以“再教育”“思想改造”为名的政治迫害，必要性何在？决策来自何处？无疑的是，周确实是一位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完全西化而兼有中国士大夫精神的记者、作家。但他并不属于中国体制内的干部或党员。而且，他拥有的或可视为情报的资讯，只是他作为资深记者的经验积累，就如同今天一名香港资深记者一样。并无根据显示有损害中共安全和利益的嫌疑。
三、时间上，发生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间，那时中港、中英关系正常，大陆尚未有反右那样清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周也未卷入中共内斗，却在香港的大公报雇员中，挑选周榆瑞这样个别人士予以整肃──这是很诡异的也是开整肃海外关系之先河的事。他们早有预谋，不仅要充分利用香港，还要深入控制香港。
以上可见周榆瑞故事的离奇特色。基于此，周的毅然决然脱出大公报，逃出中共特工魔掌，并将内幕以生动文字和盘托出，便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传奇。没有一本书揭露中共洗脑战术，有这本书般的真切细腻，疲劳审讯、恐吓威胁，让你吃猪狗饮食，也可以配小灶厨师侍候，软硬兼施，曲折多磨……而且，我们可以分享到与那些在中共六十多年禁锢下形成的描述方式不同的文采。周榆瑞的观察、感性表达与文化素养完全来自民国时代的传统教育和西方文明，而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污染。
《徬徨与抉择》出版已经五十三年，作者离世也已三十五年。香港和中国半个世纪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书中描述的那些大人物小人物很多已经不在人世，或入老衰之年，但是制造周榆瑞奇案的那个政治制度，可以有充分证据地说，依然存在。中共输出资本的同时，没有忘记安装洗脑软件。而他们的新闻控制和国安体制比五○年代不知要强化了多少倍。费彝民那样如黑社会老大在地下蠢动的官僚更是辈有人出。像周榆瑞这样以近十年的艰苦抵抗，而使一个动用庞大国家资源的阴谋得以破产的先例，恐怕百里难得其一。尽管这样，周榆瑞付出的代价，还是显示了正义和良知，最终必将战胜邪恶与谎言。周先生一介书生，他的复仇、他的武器，只是一支笔。这是他写作本书的初衷。相信今天无数和中共打交道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