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在我国受迫害的人群中，地主可说是苦难最深、镇压最多、时间最长、只摘帽没平冤、被压得无声无息的了。
提起地主，人们眼前就晃动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的影子。且不说这是文艺创作，实际上，绝大部分地主都是勤劳发家的，并没做出过什么违法的事，只是因为在“解放”前三年，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他们将多余的土地出租给愿意耕种的农民，并收取双方同意的租金。这是全世界农业生产的正常的经营方式。为了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建设新农村”的活动，由国家收购地主手中多余的土地，再用贷款的方式向缺地的农民提供土地和生产资料，并鼓励地主把资金投入利润更高的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地主和农民转变成资本家和工人。国民党在台湾通过“建设新农村”很快就使农村富裕起来了。唯独中国大陆采用所谓暴力土改，把地主当作敌人血腥镇压、捆绑吊打、扫地出门……不但夺走了地主的土地，而且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土改之后，地主这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了终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袭制，老的地主死了，由他们的儿子“接班顶替”──为的是国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没有阶级，对敌斗争不能缺少活靶子。“地富反坏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主常常是首当其冲的敌人。“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成了农村家喻户晓的口头语。
河北蓟县地主的女儿卢兰坡是“幸运”的，1946年土改时父亲被镇压，她才12岁，没戴上地主帽子。不久，她母亲带着6个孩子先后离开了那万恶的土地、伤心的家园，逃亡到北平投亲靠友。为了害怕，也为了要和地主生活一刀两断，他们连姓都改了，改姓田。1950年初，田兰坡考进北京保育干部培训班，10月份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幼儿园当教师。她健康、活泼、美丽，会说、会唱、会跳，成了小朋友们喜爱的孩子王。1954年，当选为报社积极分子。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跟着党走就有光明前途”。她入青年团后当了团干部，遇事冲锋陷阵，起模范作用。还和从晋察冀解放区来的年轻的党员干部王唯一结婚，生了儿子。1957年，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提意见：“我老家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
“报喜不报忧”这是新闻界的通病，人们时时都在说。可是，一反右派，人们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想到田兰坡的父亲，想到她还和老家有联系，还在为家乡人民说话，就把她划成右派分子。
开头，田兰坡想不通：“我响应党号召，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了呢？"经过人们狂轰滥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血管里流的是地主的血，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就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党是不会错的。”她很快低头认罪。大家认为她认罪态度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中，一个幼儿园老师，只能算最底层的最小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差不多。加之她工资很低，再扣就没有了，就给了她一个最轻的第六类免予行政处分：不扣工资、开除团籍、劳动锻炼。
1958年4月，田兰坡给丈夫丢下2岁的男孩，跟着大伙儿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我们人民日报社来农场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她两个是女的。她才24岁，我觉得我应该关照她，就对她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以后会弄清楚的。”她听了，十分高兴。不久，农场宣布我是不服罪的顽固右派，领导我们的人武部部长王振山叫大家孤立我、斗争我，和我划清界限。田兰坡是一切相信党、听从党的，虽然对我并不疾言厉色，但也不笑脸相迎了。
在农场，不论是挑担抬土、筑堤抢险，浇水种菜，田兰坡仍然冲锋在前，事事带头。她动作麻利、姿势优美，虽然年纪最轻，却当了我们的组长。
1959年初春节，除我之外，右派分子们都回家了。返回后，田兰坡发现自己怀了孕。她多次提出，为了好好改造，要堕胎，她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资格？”王振山不断表扬她，说她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很快就能摘掉帽子等等。我感到不对头，因那时没搞计划生育，“母亲英雄”正在吃香，而田兰坡只有一个小孩。我对王振山说：“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了胎，将来这个账就要就会算在党的头上！”王振山虽然当众对我不断训斥、辱骂，但我并不对他记恨、对立，经常让他掌握政策，该说就说。他也常常一边骂我，一边把我的意见向上级反映。这一次，我不知道王振山是怎样向上级反映的，只知道几天后，王振山向我们传达：农场党委允许田兰坡怀孕、生小孩，大家应该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等等。
监狱里的孕妇可以免刑，劳改中的孕妇却不能回家。我只好提醒王振山，给她分派轻活。王振山对田兰坡的印象本来就好，又是小同乡，很乐意接受我的提醒。但农场没有太轻的活。田兰坡干起活来，还是不顾一切，抢在前，歇在后。两人抬筐，她总是把筐挪近自己。我常叫她注意身体，悠着点干。有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田兰坡责备我，说我自己干不多，干不快，还不让她干多、干快。（她对我不像有的人那样，总是横眉瞪眼、恶语相伤，以示立场坚定。这是她批斗我唯一最重的话，所以记住了。）我虽然伤心，但并不因此就不说。
1959年国庆，全国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大家认为应该给田兰坡摘帽，谁知并没有她。她只好干到11月初，过了预产期，才被允许回家。她挺着大肚子，坐在农场的拖拉机上，在路上颠簸了十多里。接着改坐火车、汽车，又颠簸了几百公里，才回到家。幸亏她身体好，11月8日，平安生下一个女孩。这才被通知摘掉右派帽子，留在报社，做较低职位工作。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了一对双胞胎。刚满3个月，就到报社的五七干校劳动。因已摘帽，只轮换劳动一年就回来了。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第一批10个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其中有田兰坡。但她既不恢复工资（没长过工资，21年了，还是最低工资），又不恢复团籍（早已超龄）。唯一恢复的是她的姓，从田兰坡恢复成卢兰坡了。因为与此同时，全国地主被宣布摘掉帽子，她这才摆脱了“地主”的阴影。1984年调群众工作部，1987年获得编辑职称，1991年当选为报社先进工作者，1992年入党。
地主光摘帽，不甄别，卢兰坡脑子里就出现一个过去不去想、现在只敢想不敢说的问题：父亲被镇压，是他罪有应得，还是冤魂一个？2006年10月8日，卢兰坡因癌细胞扩散，带着这个问题与世长辞了。为了接受历史的教训，在世的后来者们，一起来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为这些苦难最深，被压得无声无息的地主们说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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