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文革旧照
内勤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讯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火柴与黄豆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踱步的学问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1938年遭阎锡山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从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咝，咝”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的“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吃后膀胱出汗，容易受凉”；
“扁豆吃后着凉，青豆吃后出汗”；
“芝麻吃后感觉不佳，今后禁吃”；
“过去能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自从吃红豆后有低温能退”；
“长春吃猪肉后能减少汗，北京吃猪油能使手心出汗”；
“在上海有一次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觉身上不很冷了，可见光很重要”；
“低温时不可刮脸，不可散步(放风)，只可穿好衣服起床坐着……”；
“勿出城，勿坐车，城内城外，车内车外，冷热相差甚远，最易受病。”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地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秘书们谁也不怀疑林彪是无病装病。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X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身体，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