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7月18日讯】毛泽东在世时邓小平与毛泽东共同策划与实施专制，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设法维持专制。邓小平在他自觉精力不济寿数将尽时，假惺惺地在中共上层说中国应该学习美国厉行民主与法治。他以这番话来表示以往的专制与对民众的压迫皆是共党的制度造成或毛泽东一人主导的，而他本人则是主张民主与法治却无法改变共党整体及毛泽东的决策。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毛泽东在世时策划与实施新封建制度，以频繁的残酷斗争式政治运动残害民众及党内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士，邓小平都是毛泽东的副手与推波助澜者。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扬考虑到民众公益应该高于一党私利而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错误做法；他们是在中共积习难改阻力重重的困难环境中，以实际行动缓慢地增进民主与法治。这与邓小平维持专制及个人至上的意图显然冲突。所以，邓小平就挟军力干政，将他们先后罢黜，并立即恢复了毛泽东时代惯用的钳制舆论和镇压政敌的做法。身为中共党员的著名演员赵丹临终前中肯地建议“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都被邓小平怒斥为“临死还要放个屁”。取缔民众张贴大字报的北京西单民主墙，逮捕魏京生等民运人士，把王若望开除出党，以及下令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静坐式请愿等等，都是邓小平犯下的无法抹去的罪行事实。邓小平自知1989年6月4日的武力镇压太过暴露了他代表中共私利权力集团的专横，便诡辩地说是“为了稳定和发展”。既然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口口声声地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正因为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所导致的稳定社会环境，那么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和平静坐敦促中共从限制特权减少腐败着手拿出真心实意来推行民主与法治不正是有助于稳定与发展吗？倘若1989年民众和平请愿的诉求被中共采纳，民众心情舒畅众志成城，又减少了特权腐败对稳定与发展的破坏作用，中国大陆的发展无疑会比这三十年更合理更能泽被广大民众。这是稍加推理就能得出的结论，邓小平的诡辩岂能自圆其说。
中共统治集团有一个特点，就是既要干坏事又要骗取好名声，希望别人说他们是在做好事。他们早已违背了“闻过则喜”“知耻近乎勇”等古训。毛泽东为了他的“面子”，不惜将老战友刘少奇，彭德怀等整死。邓小平名为离休却实际掌权后不愿后世知道他对毛泽东发了“永不翻案”之誓却又暗中支持1976年春季北京民众借悼念周恩来和批判为毛泽东充当打手的“四人帮”，因为民众是以隐喻方式间接批判毛泽东，而邓小平的支持反映了他的言不由衷和玩弄权术，有损他已被吹捧成的伟人形象。他居然授意下属把知道他1989年春季所作所为的几十名警官骗到云南省某地开会而全部杀害以灭口。这就产生了邓小平需要掩饰的又一个罪行，就像说谎的人得用后一个谎言掩饰前一个谎言，但到最后却陷于无法掩饰的结局。
1970年代末，上海市经委的某工作人员建议仿效台湾的加工区引进外资，来挽救华国锋如实承认的“国库已近枯竭，经济即将崩溃”之危局。这项建议的做法与中共政府以往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大为不同，上海市委与伪中央政府的国务院都不敢作主决定，经请示邓小平后国务院召集下属各部一起开会讨论。持反对意见最激烈的是公安部，该部认为上海有一百多年的外国租界史，上海的民众早已倾心于“腐朽的西方文化”。另外，上海有许多研究机构及四十多所高校，其工作人员有机会接触外来信息并受影响。举办特区后将会使更多人方便地接触到外来文化与政治信息。这将会葬送中共政权。所以，邓小平才决定在交通比较方便但文化落后的深圳设立特区。后来，举办特区的实验结果证明了特区较开放的政策与宽松些的气氛不但使得特区生产效率高，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共对于非特区的政策也有所放宽而加速了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于是中共的宣传机构便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顶桂冠戴在邓小平头上，甚至有人作了一首歌说什么“1979年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可是，最初提出特区设想的那位普通职员却至今默默无闻，更不用说民众有许多无法上达也就不被采用的好主意。严格地说，在中共新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类似于拥有皇权的邓小平只是充当了受专制政治羁绊的片面经济改革的总拍板人而不是总设计师。正因为片面的经济改革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所以才导致了日益加重的腐败，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等等多方面的弊病。这固然是中共整体性质所致，但越是专制集权整体，握有权柄的个人操控政策的程度越大；对于以上弊病无论邓小平是总设计师或总拍板人，都难辞其咎。
这也就是
与民为敌缘自私，
欺世盗名在其次；
倘若真意倡法治，
何不率先弃专制。
中华文明五千年，
古贤大禹拜昌言。
万民请愿促纠错，
当局怙恶拒改变，
伤天害理作镇压，
“六．四”英烈血花溅。
欲盖弥彰费心机，
历朝覆亡是殷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