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这是作者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在此文刊印时，难友李俊刚于今年11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死在路边。我们《往事微痕》全体同仁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深深地哀悼：你，一个受尽苦难的“57”老人一路走好！并向李俊难友家属致意和安慰。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没有阶级性的真理。食所依者，粮也。在毛泽东时代，我对这个“粮”字有过希望、有过迷惘、有过困惑；为这个“粮”字我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而今年过古稀，行将就木，趁现在记忆尚存，把我经历的真实事实写出来告诉子孙，让他们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发生过的荒唐事，谨防淡化，无史为鉴。
一，我对“粮”字的的希望、迷惘、困惑
一九三三年我出生在云南省宾川县力角镇白中村一个贫农的家庭。我家祖祖辈辈种粮、纳粮、吃粮，为了一个“粮”字，一代接一代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土地，但始终不能摆脱青黄不接时挨饿的厄运，不过还没有饿过肚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云南“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大理专员公署招干，我虽初中尚未毕业，但因成份好而被录取，分配在邓川（今洱源）县粮食局工作，一九五三年晋升为该县第三区粮库主任。命运安排我和这个“粮”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五三年土改结束，我家分到了土地。这年宾川地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经父母辛勤耕耘，粮食丰收。家里不仅有了足够的口粮、饲（实）料，还有余粮上市，真是人饱、猪肥、有钱花。父母笑了，笑得那么甜，从父母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一九五四年，当父母还沉醉在欢乐里没有醒来的时候，党中央来了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硬性规定：农民地里产的粮食除口粮外的余粮只能按指标卖给国家，非农业人口的口粮，按国家规定的定额由国家供给。我没有水平去考虑这个政策是对或是错，只知道是中央政策就要坚决执行。但在执行中不可回避地碰到两个现实问题：
一是收购的指标过高，但又不准改动必须执行。逼得农民不得不把口粮、饲料都作“余粮”卖给国家，青黄不接时陷入饥饿的困境；
一是对矿山进下劳作的劳改犯的口粮供应的定额过低，也是不准改动必须执行。在我的辖区内有一个开采铅锌矿的劳改队（北衙铅矿），井下劳作的犯人的口粮每人每月只供给24市斤，其中70%是大米，30%是蚕豆或麦子。大米属精粮，70%足斤足两，蚕豆或麦子是原粮，发放后加工弃皮就达不到30%应达到的斤两。井下劳作是重体力劳动，24市斤口粮根本不够吃，再将原粮加工弃皮后就更不够吃了，劳改犯也是人，总不能叫他们饿着肚子干活啊。
在这两个实际问题面前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首先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从不怀疑，但是面对这两个高指标和低定额所造成的后果，我又无法解释，于是我迷惘了。
我虽身为区粮库主任，本想把收购的指标降低，把供应的定额提高以解决这对矛盾，但是官卑职小没有这个权力，我困惑了。
二，是这个“粮”字使我沦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我被派到州委党校学习。开学伊始的第一课老师就讲授唯物辩证法的“存在决定意识”，讲“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认为造成高指标低定额的原因是县委、县长不实事求是，制定指标和定额时不从实际出发，凭想象乱定，如果他们能来党校听听老师的讲课，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正当我专心学习，思想有了上述认识的时候，党校开展了整风运动，校长刘萍号召大家对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出批评。还说，中央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误以为真，天真地去响应党的号召，在座谈会上根据我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中碰到的这两个问题，及学习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向中共邓川县委、县长提出批评，说他们犯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还斗胆要求他们改正。
言发了不到一个礼拜，打退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进攻的运动开始了。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而来。大字报列举了我四条罪状：
（一），说我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二），说我反对中国共产党。理由是：县委、县长就是党，批评县委、县长就是反对党；
（三），说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理由是：我说了“劳改犯吃不饱”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为阶级敌人说，我就是阶级敌人，而且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
（四），说我是云南大右派龚自知的孝子玄孙，理由是：我说了“农民把口粮当作余粮卖，青黄不接饿肚子”，这是故意捏造事实，打击农民的爱国热情，是发表“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的右派言论的云南大右派龚自知的孝子贤孙……等等。
我想申辩，但又说不出一套套说得清楚的道理来。我寄希望予给我讲辩证法的老师为我说句公道话，谁料这位老师也正在挨批判，我抓瞎了。
两个月后宣布给我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职务，把我送到我辖区内的另一个劳改队（姜寅农场）监督生产，半年后又转送到宾川太和农场第四生产队监督生产。自此我沦为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三，在当敌人的日子里，又在“粮”字上遭罪
（一）管朝明其人
太和农场第四生产队是辖于本场马围片区。党委在各片区设党支部，管朝明是农场党委委员兼马围片支部书记又兼第四生产队队长。“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马围片的事就由管朝明一个人说了算。在一人说了算的制度里，如果说了算的这个人稍微有点人性，在他手下当右派还可以喘口气，而管朝明则是一个绝灭人性、心毒手狠的政治流氓，在他手下当右派就比牛马都不如了。
（二）“大跃进”中的管朝明
我到四队时正值举国上下“大跃进”，全国党、政和人民都疯了，管朝明更疯。他居然提出：“别的队只是放试验卫星，在一、两亩土地上小搞搞，我们四队要放大面积卫星，卫星的规模是：水稻平均亩产万斤粮，棉花平均亩产上千斤，红薯平均每亩产三百万（斤），花生平均产三千斤。”
管朝明是农民出身，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但竟然自欺欺人，把这些牛皮数字写在大红纸上，贴在大牌牌上，率领全队的人民和敌人，抬着牛皮牌，敲锣打鼓地到场部向场党委“报喜”。说来也怪，场党委也公然相信，还将他个人和他直接领导下的第四生产队树为全场的个人和集体的“标兵”，号召全场向他及第四生产队学习。
（三）我在“大跃进”中
“报喜”归来，灾难和“标准”同时降临。管朝明为了证明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标兵”，一股劲地提高劳动定额。水稻定额由每人每天自拔、自运、自栽1亩，提高到2亩，密度不能少于4.5万丛；耥秧10亩；中耕旱地作物15亩；棉花间苗30亩……。在这些同样是天文数字的高定额面前，在正常的八小时的劳动时间内是绝对完不成的，只有增加劳动时间。从十小时增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乃至十六小时。十六小时的连续劳动，别说是有血有肉的人受不了，就是无血无肉的机器也受不了，人已疲备到走着路都会睡着了的程度。即便如此，定额仍然完不成。下放干部和革命群众完不成没事，右派完不成则不行，开始是被拳打足踢，但再打也完不成，后来他们手打酸了也就不打了，但劳动时间并没有减。
人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劳动时间如此之长，需要相应的能量补充，但口粮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7市斤，为响应党节约粮食的号召还要减3斤，只有24市斤。我被饿得淌清口水。
解放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也挨饿过，但地里还有权属自己的青菜、南瓜可以掺着煮稀饭吃，再困难还可以到山里找些山茅野菜，野生山果充饥，也不至于饿得淌清口水。而今解放了，搞毛氏社会主义，地里的青菜、南瓜已不是自己的，变成国家和集体的了，谁敢动，动了就是“贼”，就要戴上“破坏国家、集体财产”的帽子，轻则挨打、挨批斗，重则下大牢，谁敢？！再说到山里寻食我想都不敢想，右派分子哪有这份自由？去了，视为逃跑，抓回来被打个半死。谁又敢？
（四）梦中白毛女向我走来
太疲劳了，淌着清口水我进入了梦乡……，梦见白毛女向我走来。他对我说：“你真傻，庙子里有的是贡果，拿来吃就成，菩萨是普渡众生不专政，对偷贡果的行为不追究，怕啥？”白毛女的这番话使我啼笑皆非，我回答说：“白大姐，你在山洞里不知洞外的情况，现在庙里的菩萨都被当作老墙土打碎，拿去作肥料去了，哪里有什么贡果？再说即便有，我是右派分子，没有你那份可以到庙里去的自由啊。”白毛女听了以后无奈地轻轻地说：“也是。”说罢飘然而去。
白毛女走后我竟想：白毛女虽然遭黄世仁迫害，但还有到庙里去的行动自由，有贡果可吃的客观条件。我是右派，一无自由，二无条件，我与白毛女之间没有可比性，切莫奢望。
（五）上“梁山”惨遭镇压
我没有为“三面红旗”而甘愿饿死的觉悟，饥饿逼着上了“梁山”，当了两次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两次都落入法网，惨遭镇压。追根究底还是为了这个“粮”字。
第一次是偷改饭证
管支书是个聪明人，他明知每月24市斤口粮对谁都不够，如果凭饭票打饭，不会细水长流的人，会把30天的饭票10天就吃完，剩下20天没有饭票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所以他把饭票改为饭证。所谓“饭证”是把24斤口粮÷30天（月大÷31，润月÷28或29，以日历为准）得出每天吃粮的数字，又把每天的数字按“早点吃少，午饭吃饱，晚饭吃好”原则，按比例一分为三，每天每人每顿吃多少，不论男、女、老、少斤两都是一致的，都印在饭证印好的格子里，（简称为“饭格”）。每打一次饭，发饭人就在饭格里打个勾，以记载这顿饭你已经打了，不能重复再打。因打饭的人多，为提高效率，伙食团设了三个打饭的窗口，党支部开恩，给了右派分子可以到任何一个窗口打饭的自由。
为了能重复打一次饭，平息饥肠咕噜，我从这个实际出发闪出一个念头：把在这个窗口打饭时划的色轻轻地刮掉，再凭刮掉的饭证到另一个窗口再打一次，就可以吃到双份。念头付诸实践，居然有效，颇为得意。谁料才得意了三次，竟被右派中的左派杨汉武发现，向管支书告发。
管支书当晚就召开斗争会将我揪出，此时我才发现与我犯同科被揪出来的还有右派分子阮光星、张亮华、杜章等三人。管支书不容分说，四条绳子捆四个人，一律吊在梁上。这次是管支书亲自动手并率右派中的左派杨汉武、李茂林、李发增参加对我四人一阵猛打。说来也怪，当时竟不知道疼，只有恨。待管支书和二李一杨三位左派打累了，把我四人放下来时，才发现四人都遍体鳞伤，痛得动弹不得。打手们离去后我们四人才由流着眼泪的十几位右派连抱带抬地回到宿舍。
是夜我疼得彻夜未眠。边疼边想为什么遭此冤孽。我想：管支书打右派应当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划出来的敌人，列宁教导他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过来理解，对敌人的残忍就应该是对人民的仁慈。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给人民以仁慈，如果管支书不打，那末把列宁的教导放在哪里？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在列宁主义这个部分就不完整，还叫什么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管支书打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二李一杨与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竟下这样的毒手？我大有“煮豆燃豆萁”之感。
次日，“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接组长通知：管支书指示：我们四人每人扣口粮10斤，每日照样出工。我一算，亏了。改了三次，不正当得利2.4市斤，扣了10斤，亏了7.5市斤。党支部赚了。
第二次是偷猪油吃
某日，管支书命我在中午休息时义务劳动，为伙房挑水，任务是将伙房里的蓄水池挑满。蓄水池很大，挑满大约要挑30挑，每挑60公斤，距离为150公尺。在挑的过程中我的肚子饿得直咕噜。此时我发现伙房的灶台上有一小罐生猪油，趁周围无人，我未经产权所有者同意，以秘密手段用手指挑了一砣吃，真香！于是我就挑一挑水，挑一砣猪油吃，待水挑满这罐猪油也被我吃光了。
此案当天侦破，我也供认不讳，照例晚上又是斗争会。会上管支书审我：“为什么要偷国家的猪油吃？”我答：“吃不饱，肚子饿。”管支书就问大家：“你们是不是也吃不饱？肚子也饿？”与会者异口同声回答：“吃得饱，不饿。”管说：“可见李俊说他吃不饱是在造谣的。既然他吃不饱，今晚就提一桶饭一叫他当着大家吃个够，吃不了用棒棒塞。”说罢就令左派杨汉武到伙房提一桶饭来，要我跪在地上当众吃完。
苍天保佑，伙房的全部剩饭不到5市斤，由杨汉武盛在一个大桶里提来。管支书也不看桶里究竟有多少饭，就叫我跪在桶前，命左派李茂林和李发增准备棒棒，在我吃不下去的时候用棒塞。于是我就跪在桶前，在中共马围支部书记管朝明的领导下，在全队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在全队右派分子的目睹下，以爪代勺，轻松愉快地把这将近5市斤的大米饭全部吃完，一颗不剩。吃完后我向管支书报告：“报告中共马围片党支部，右派分子李俊执行党的命令，现已将桶里的饭全部吃完，命令执行完毕，请指示。”管支书气得七窍生烟，咬着牙齿吐出七个字：“今晚撑死你，散会！”
回到宿舍，众难友投以羡慕的目光，我也自感得意。此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千多年前，秦朝宰相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与今天中共党支部书管朝明指饥为饱的现实相比，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之处在于：赵高是在奴隶制度里说的，而管朝明是在大救星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里说的。今天看来最高指标：“马克思+秦始皇”，不是随便脱口而出，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次日东方照样红，太阳照样升，但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接党支部通知：扣我口粮10市斤。我又亏了。
（五）为了一个“粮”字，四队的四位右派分子付出了生命
我为了一个“粮”字虽然遭受了二十二年的折磨，但毕竟把牢底坐穿活下来了。我亲眼目睹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四位右派，为了这个“粮”字，在那扭曲了的年代里永远离开了人间。他们是：
右派分子杨善根，男、31岁。他被饿得路都走不动了，管支书还强迫他去挑稻草。当挑到一个水塘边时，腿一软跌倒在水塘里，捞起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右派分子彭树涛，男、30岁，因饥饿偷食了花生被管支书吊打，生不如死，上吊自杀；
右派分子张家让，男、40岁，因饥饿偷吃了红薯被管支书打，生不如死，服毒自杀；
右派分子杨昌荣，男、31岁，疲、饿交加，晚上睡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死在被子里。
他们是死了，是非正常死亡。但是由谁为他们的死承担责任？这个现在没有解开的死结何年才能解开？
（六）结束语
一九七九年我没有经过摘帽就被改正了。但是对我当年整风时在党校提的那些意见究竟是对？或者是不对？改正时没有说，以“扩大化”三字轻松带过。我不能理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去扩大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绝灭人性、假话说绝，假事干尽的混蛋，偏要去扩大说真话办实事的人？这又是一个现在不能解开的死结。至于此结何时解开？我只能对儿孙说：“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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