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达能夫妇（网络图片）
方志敏这个名字，对于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他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大陆的中小学课本，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热血沸腾。方志敏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残酷是几近疯狂的，他曾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和处死所谓的地主——亲叔叔方雨田。也曾绑架美国传教士夫妇，索要巨额赎金，被拒绝后将两人砍头。
一、擅长绑票的财政部长
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全力襄助下，在属于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是赣南、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全盛时期也不过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这些地方多为老少边穷，军阀们都懒得哄抢之地，这是中共根据地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国家的顺利运转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靠苏联人给的卢布建国可以，要维持温饱外加持续作乱就有点困难。中共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甚至还发行过所谓“五次围攻决战公债”，但是面对一堆穷人发债效果可想而知，而当辖内仅有的乡绅也被榨干后，走投无路的红军领袖们和如今的索马里海盗殊途同归，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
方志敏在1931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
方志敏初尝绑票生意的甜头是在1930年，当年7月，面对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此外，方志敏 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家人的巨额“赠款”后（据方志敏女儿后来回忆，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这些外国商人得以释放，但是对自己的同胞，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景德镇富甲一方、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谋财害命、杀鸡取卵，这可能是当今的索马里职业绑匪们所蔑视的，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简直是伟大的事业，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 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
二、师达能夫妇被撕票事件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只能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仓促败退，为牵制国军，给主力部队的撤退留出时间和空间，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只所谓的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奔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径直朝东，往根本没有皇军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方向如丧家之犬一般仓皇出逃。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在此，红军领袖们故态重萌，抓获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师达能夫妇和他们年仅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后，在往昔经验的鼓舞下，以为大好的生意又来了，立即要求师达能夫妇传信上海教会总部，两万大洋前来赎人，但是这群自以为有信仰的绑匪遇到了更有信仰的基督徒，师达能在写往教会的信中，丝毫不提赎金，只是淡淡的写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在师达能夫妇被绑架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了帮凶和看客，3个伟大的中国普通人出人意料的成全了忠义，在两天的时间中演出了一本完整的赵氏孤儿。
被绑当日深夜，婴儿海伦受惊啼哭，看守的红军士兵极为不满，建议杀之，一个同被关押但即将被释放的中国无名氏挺身而出，责问士兵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怒问到，你愿意替她去死吗？旋即，此人慷慨成仁，但婴儿海伦由此幸运存活。（《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1935年中文版）
次日，“先遣队”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大量物资前往庙首镇，在得知师达能夫妇无意向教会申请赎金后，师长寻淮洲恼羞成怒，在庙首镇举行群众大会，欲将师达能夫妇斩首示众，即将行刑之时，一个当地的基督教徒张师圣突然冲入刑场，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随后从张师圣的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于是，寻淮洲便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名，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旌德县志》兵事纪略，1992年版）
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另一名中国牧师卢克周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克周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沿途寻找乳母喂哺艾伦，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
个人认为，这段貌似普通的历史，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美与丑的经典范例，残忍与仁爱，伟大与渺小，卑微与崇高，无一不在凌厉的对峙。
三、方志敏们的末日
师达能夫妇遇害一案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绝不亚于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临城大劫案，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民国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从直接责任人的角度，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无疑逃不脱干系，但是方志敏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恐怕就更难逃刽子手的名声，方在被俘后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专门有“我不相信基督教”的一节，方学生时代被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著名的江西九江南伟烈学校（教会学校，方志敏曾于1921年求学一年）接受了他，在方志敏参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动 “行政公开、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等活动后，仍然没有开除他，但方志敏似乎对此毫无感激之意，他写道：“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十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所以从方志敏的表态来看，无论是他还是部下寻淮洲，谁下命令杀害了师达能夫妇简直都不奇怪，民国政府把这两人作为撕票事件的头两号疑犯，实属良有以也。
寻淮洲在杀害师达能夫妇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县谭家桥伏击战中被击毙，所部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率红十军剩余部队被迫向闽浙赣边界逃遁，进至江西怀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经7昼战斗，这支从未与日军照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部突围外，主力基本覆没，红十军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被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传教士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对屠杀师达能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
三人后来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四、关于师达能夫妇
1934年，年轻的史能达(John and Betty Stam)夫妇在毛泽东长征初期，壮烈殉道，这是在无神论权势下第一对殉道的宣教士。
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又译史坦，1907年1月18日-1934年12月8日）于1907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德逊镇（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亲来自荷兰，父亲彼得（Peter Stam）起先从事建筑业，继而发展房地产、保险业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共养育六男三女，师达能排行第七。他们同心建立起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圣经教导孩子们。彼得还热心传福音，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Star of Hope Mission），专门帮助醉汉、堕落者和未曾听过福音之人。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
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退休的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黄锡培著，《舍命的爱》，第416页）在裴忠谦牧师的祈祷会上，师达能认识了女同学史文明（Miss BettyScott 又译蓓蒂）。
史文明于1906 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史医生夫妇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史文明在中国长大，以后回美国读大学和慕迪神学院。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决心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记念3中国人灵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1931年春，史文明毕业，遂加入内地会。同年秋，启程赴中国宣教。临行前，她与师达能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祷告会。会后，他们把两人相爱的消息告诉裴忠谦牧师，并决定把他们的婚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衪必会成全。
1932年6月，史文明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1932年7月初，在内地会招募200名勇士的呼召中，师达能也被内地会接纳为宣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宣教，10月12日抵达上海，史文明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二人在上海订婚后，师达能被安排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仅五个月，他就顺利通过第一级考试。之后，他被派往安徽舒城，与当地宣教站负责人白安基夫妇（Mr. & Mrs. George A. Birch）一起宣教。他们常随当地教会的宋长老（Elder Song）一起到附近村镇探望信徒和传福音。从这位热心爱主的宋长老身上，师达能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新婚蜜月后，二人于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刚刚开辟的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汪仁宣教士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接替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卢牧师（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
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卢牧师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1934年9月，史文明的产期临近，他们就留在舒城待产。稍后，乘火车到芜湖。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诞生。当史文明尚在芜湖调养之时，师达能即随顾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进行实地考察。
因为旌德一带常有红军出没，并曾一度占领旌德。当时，师达能一家将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为安全起见，他们先到旌德实地考察，以作定夺。当他们见到旌德县长并征询他意见时，他表示欢迎，并承诺若遇危险时，他可以派兵保护他们。师、顾二人也顺路到庙首，再次受到王太太的热情接待，使师达能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此行：“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 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 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
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抱着初生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县。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伦。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卢牧师于12月7日来庙首相会，商讨卢牧师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再次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伦洗澡。忽然枪声四起，不久，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士兵进门，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他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襁褓中的小爱伦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共产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赞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主内师达能手书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庙首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伦，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三日后，局长把信交给卢牧师，嘱他到泾县邮局寄出。后来红军释放了一些监狱里的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
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红军释放的老人替小孩说情，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看守的红军说，你愿意替那美国佬的狼崽子死吗。这人说愿为小孩子而死，他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看守的红军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夜晚，红军将他们解往一处深宅，关入一间房内，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母女俩睡在床上，师达能却被绑在床脚，整夜站着，房门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过一夜。
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红军掳掠了富人的财物，说要请穷人到山上分财物，有很多人就跟着前去。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张秀才），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士兵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张师圣说他可以让基督徒凑钱赎出传教士，但红军说，他们不要中国人的钱，要美国的钱，中国钱再多也不行，只要是美国的钱，哪怕一块钱就放人，但张师圣仍然顽强恳求。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处坟地，有当地人的祖坟，命令师达能跪下，红军说这是“杀美国鬼子敬中国祖宗”，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杀。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他们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
当师达能夫妇被押往刑场行刑时，他们那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伦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有36个小时之久。师达能牧师到达旌德县之后不久，即与卢牧师（Evangelist C. K. Lo）约好，于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出去传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卢牧师偕家抵达庙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却不知当日在旌德所发生的事。次日，红军突然袭占庙首，卢牧师也遭逮捕。亏得当地张秀轩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认识他，证明他是好人，红军才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连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于附近山上。星期日下午，红军撤离后，卢牧师一家回到庙首，才听说师牧师夫妇于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随即打听婴儿的下落。但人们多怕事躲闪，不敢多言。几经周折，卢牧师才找到关押师牧师一家的大房子。但见屋内外一片凌乱，进屋后，忽闻婴儿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终于发现躺在木床上的小爱伦。只见她裹在一件连帽的羊毛西式婴儿套装，内藏几块尿布，和两张用别针 别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钞票。旁边木桌上还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饼干。卢牧师急忙抱起婴儿，直奔王太太家，把婴儿交给自己的太太照顾，然后同王太太和她儿子，急奔镇外鹰山师达能夫妇殉道处，寻得他们的尸体。
王太太和她儿子找来两副木棺，又和卢牧师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放入木棺里。当时有许多村民在现场围观，当把木棺盖好后，卢牧师做了祷告，接着就对民众说：“你们见到现今这个情景，对我们的朋友遇害会感到可惜。但你们当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安息在天父怀中。他们是为着你们，才来到中国，才来到庙首，要把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使你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了所传的福音，眼见他们的牺牲，那就是真凭实据了。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要悔改，信福音!”
简单料理完后事，卢牧师立即偕全家带着爱伦北上。他们用担竿挑着装有两个婴儿的箩筐—— 一头是小爱伦，一头是卢牧师两岁大的儿子——赶路，经泾县到宣城，沿途找年轻健康的乳母给爱伦喂奶，同时，罗师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钱给爱伦买奶粉吃。12月14日到达宣城后，当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芜湖。最后把小爱伦和庙首邮政局长转交的师达能遗信一并交给内地会安徽监督韩粹中牧师（Rev. William J. Hanna）。
遗书内容读来感人至深：“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昨天一些共产党人经过旌德时把我们掳到这里来。我曾经要求他们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带一封信从旌德到你们那里去，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庙首，途中有段路他们容许我的妻子以马代步。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不会有人付这笔钱的。因此他们便把救灾的款项、我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了。愿神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给你们智慧，并用衪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能以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稳。衪是全能的神！主内师达能手书1934年12月7日写于庙首”（同上，第435 页）韩粹中牧师强忍悲痛，急忙找来美以美会医疗宣教士包让医生（Dr.Robert E. Brown），仔细为小爱伦检查身体，当证实一切正常后，众人才如释重负，皆称她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随后，韩牧师委托护士吴宝和姑娘（Miss Laura M. Woosley）照顾并护送她到山东济南市，亲手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教士夫妇（Dr. & Mrs. Charles E. ScottD.D.）抚养。
史盖臣夫妇当时在济南宣教，他们先是从上海内地会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女儿及女婿被红军掳走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师达能在美国的双亲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仍活在世上，请切切为他们的释放代祷。……达能和文明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怀着爱人灵魂、领人归主的心，容光焕发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他们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无论他们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伤害，都绝不会否认主的，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同上，第443 页）其后不久，当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已经为主殉道的消息后，史盖臣仍充满信心地说道：“他们绝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杀害师能达夫妇的红军部队是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团第19师，师长为寻淮洲。1934年12月14日，寻怀洲在战场上中弹受重伤，15日牺牲，年仅22岁。方志敏于1935 年1月24日战败被俘。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被伏法。
据悉，2002年时，师达能夫妇的女儿爱伦仍然健在，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访谈，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