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我面前放着一部出版不久仍散发着油墨香的科学巨著《狭义相对论》。论装帧艺术和印刷质量，堪称国内一流，论内容，用王淦昌院士的话说：“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这部书从写就到正式出版，历经30多年，负载着作者的坎坷之路。
束星北教授，就是这部科学巨著的作者。这位卓荦不凡独具风采的学者，曾先后执教于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以及科研部门，在科坛上留下了很多有传世价值的论文，也留下了说不完的轶闻轶事，其中，他作为爱因斯坦的助手，李政道的老师这两段，特别为人们所珍视，他蒙冤受屈二十载的不幸遭遇，更为人们所关注与同情。
结缘相对论 走近爱因斯坦
束星北1907年生于古城扬州的滨江农村——邗江县头桥乡，这里田园秀美，万里江涛，有一方孕育英才的沃土。年轻时的束星北，酷爱科幻类书籍，一本讲“四度空间”的翻译小说使他爱不释手，引发了他对那个抽象世界的幻想和对相对论的最早追求。进入大学以后，逐渐成了爱因斯坦的崇拜者。爱因斯坦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性，又是统一又可以互相转换等观点，虽然抽象得不可捉摸，却引起束星北的极大兴趣，他暗下决心，要“争当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192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的束星北，靠勤工俭学，用自己在铁路、码头干活挣得的收入，来支付学费，维持生计。但他“‘直接跟爱因斯坦学点东西”的念头与日俱增。这年7月，他辗转万里，边打工边积蓄川资，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德国首都柏林。
这时的爱因斯坦已因其广义相对论被证实而名噪世界，且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个20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异国青年，单枪匹马地求见这位世界名人，确需极大的勇气。束星北“求师若渴”，大着胆子推开爱因斯坦办公室的大门，径直拜见了他一直崇拜的相对论创始人。眼前的这位大科学家，个子矮小，穿着随便，领结打得也不工整，有些不修边幅，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交谈不久，束星北原有的那种神秘感、拘束感就消除了。他把自己带来的两篇论文递交给爱因斯坦，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在“四维空间”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见解，爱氏对这一“幼稚”举动并不介意，一直静静地仔细听着，等他差不多讲完了，爱因斯坦开始说话了。他坦直地说，目前的成果仅仅是个开端，要真正解决不是很容易的事，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在两人用英语夹着德语入神的交谈中，束星北试探着提出了留下来学习的请求，也许是他执着探索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束星北如愿以偿，被留在了爱因斯坦担任所长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爱因斯坦身边，束星北如鱼得水。他经常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四维空间”等与爱因斯坦讨论和请教，有时还引起小小的争论，每次，他都得到这位年龄比他大一倍多的老师的耐心解释，争论归争论，但结论毫不含糊要束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会倒流，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作为助手，他协助爱因斯坦查找资料，进行计算，还帮助批改学生的卷子，师生关系纯真无间。有时候，老师还请学生到家里作客，夫人爱尔莎给他们做上可口的便饭，一向不善言谈的爱因斯坦，在这里却能向学生坦露肺腑。然而，好景不长，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一直受到种族的歧视，工作受到排挤和孤立，困难重重。1929年上半年的一天，爱因斯坦终于向他诉说了经费的困窘状况，表示对束下半年的薪水已无力支付了。束星北遗憾地告别老师，于同年10月离开柏林，先后去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研修和工作。他离开老师千里万里，但一直沿着老师开创的“相对论”这条路走了下去。在剑桥大学，束星北的合作伙伴爱丁顿(A．S．Eddington)就是英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之一。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把自己新的研究论文寄给爱因斯坦求教，不出所料，很快得到老师的复信，对论文发表了意见，还就其中的一个公式提出疑问，让束做了补充证明。束星北对爱因斯坦的两封复信一直珍藏着，后来，在抗战初期由浙江内迁途中遗失，使他倍感痛惜。束星北21岁时与爱因斯坦结缘，与“相对论”深交，直到晚年，每回想起这段经历都十分激动，他说：“当年老师那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以后写的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受之于爱因斯坦的这些教诲。我永远难以忘怀。”
高尚师生情 钟爱李政道
1972年10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相隔几十年之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热爱故乡，更念念不忘当年的恩师束星北。他急切地写信给老师：
束先生：
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目。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特此敬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生李政道上
十月十四日
李政道在致束星北的信中，几次提到当年在贵州永兴湄潭，因受束先生教导，“在物理上打下了基础”。更确切地说，是在关键的时刻，束星北把他扶上了攀登物理学高峰的第一个台阶，两人从那时结下了深情厚谊。
早在1943年，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在日寇的隆隆炮声中，几经内迁，最后在荒僻的贵州湄潭栖身办学。这年，李政道在浙大工学院一年级读书，已是名教授的束星北为他们上普通物理辅导课，每次辅导，都有学生围着提问，其中，李政道的问题最多，往往还“打破砂锅问到底”，束星北发现这个学生非同一般，常“另眼看待”，李政道有时晚上睡在实验室，束星北就主动去找他辅导，两人往往交谈到深夜。特别有缘的是，束星北的侄子和李政道同班，李政道自然经常成为束家的座上客。当时，物理学还是个冷门，学生不愿学，不少学生想转系，而当李政道升二年级时，束星北却情有独钟地帮李政道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学习，扶其所长，展其所好。1944年底，日寇进犯黔南，浙大学生出现从军热，年轻的李政道激于爱国义愤，决心去重庆报名参加青年军，不幸在路上翻车受伤，腿骨骨折，患难中他写信给已在重庆的束星北老师，束立即设法派车把他送回湄潭，并发电报给老同事王淦昌教授，请王“看住李政道，不许他再离开湄潭去参军”。随后，束星北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还是放心不下，就用接家属的车把李接到重庆就医治疗，待骨折愈合后，介绍他去昆明西南联大就读，临行前还写信转请那里的吴大猷教授对其“多多照顾”。束星北心系李政道，情系李政道，直到晚年，仍难忘李政道。1978年，束星北受聘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负责培养动力海洋学科技骨干，领导上为他配备助手，征求他对助手的要求时，他回答得很干脆：“我要像李政道那样的学生。李政道曾经问过我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他往往在准确地计算出答案以后仍不满足，还要弄清楚由于什么样的物理机制才产生出这个结果的。”这就是束教授一生所喜欢的那种“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罢休”的李政道式的人。找这样的助手，真是不那么容易了。
恩师不忘学生，学生不忘恩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编委会物理学史编委们讨论编写“李政道”这一条目时，认为应把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帮助写进去，这一条目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叙述：“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该条目送李政道过目时，他认真地作了多处重大修改和补充，唯对上边的这几句话只字未动，这充分反映了束教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70年代以来，李政道几次回国访问，想拜望他的恩师，可惜束星北仍戴着“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被监督劳动，自然没有资格会见外国来的这位科学家。当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李政道哽咽了，他给师母葛楚华发来唁函“突闻束老师仙逝的恶讯，无限悲痛，惜路途遥远不能赶上11月14日的追悼会……”这给李政道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狂飙摧劲草花落春仍在
束星北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和气质，治学一丝不苟，求实求真，为人处世坦诚豪爽，直来直去。也许是他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无法适应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从而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肃反运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他都在被“打倒”之列。在全省、全市范围，几乎又是最后一个被平反、改正。
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全面改造。束星北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中，离开执教近二十年的浙江大学，来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他除了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教学研究以外，同时又向自己很感兴趣的动力气象学领域进军，不几年，他除在气象学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还解决了我国天气预报科学上的一些难题，引起了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院士的高度重视，立即商同教育部在山东大学筹设气象研究室，并亲自派人到青岛会见束星北，邀请他去北京讲学。束星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重视和发挥，在一期《山东大学学报》上同时发表三篇个人署名论文。就在他雄心勃勃，日夜扑在实验室进行新一轮“攻关”的时刻，他丝毫没有发现政治领域的“气象”正在发生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被着着实实地卷进一连串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心。
1955年，随着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束星北因抗战时期(1944~1945年)曾在重庆军令部技术处工作过，被指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同时又搜罗了他平时的所谓“反党”言论，随即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轮翻批斗，隔离反省，抄家时连气象学、数学等业务书也被拿走。没完没了的“交待”、“检查”，也难以“过关”。其实，对这段抗战期间的历史，在国共合作时期，束星北早已向组织交待清楚，干部登记表上也填的明明白白；所谓“反党”言论也只是“上纲上线”或无中生有而已。事实终归是事实，经过一年多天南地北的外调，得出结论“没有反革命政治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党组织还向他赔礼道歉。束星北的身心虽遭到极大的创伤，但毕竟平反了，他既欣慰又感激，沉重的心开始舒展了。
1957年初夏，一场“阳谋”——鸣放，反右又在神州大地展开。一大批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帮助党清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束星北以名教授的资格，被邀参加了省委、山大党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他直言不讳地谈了肃反中应该接受的教训，并且大声疾呼“健全法制”。他哪里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就在他的发言后几周内，鸣放转入反右派，山东大学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束星北三字频频被点，还几次上了校报的头版头条，大小批斗会接连不断，1957年7月6日、10日两天，也许是束星北终生难忘的日子，山大举行了全校性酌“批判右派分子束星北大会”，口号震天响，批判发言一个接一个。面对狂风暴雨似的斗争，束星北没有看风转舵低头“认罪”，还在那里据理直言，“坚持反动立场”，其后果是他始料所不及，新旧账一起算，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分子”两顶帽子，连原来已平反了的“反革命”也不算数了。他被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管制三年。时年52岁的二级教授，就这样被迫离开了实验室，初在校内劳动，1958年10月，和一批“右派”伙伴一起，被送往青岛郊区修月子口水库。此时的束星北所承受的是体力和心灵的千斤重压，手执锨铲锤筐，面对黄土硬石，超负荷的强度劳动折磨着他的五尺之躯，被封锁在实验室里的研究课题，使他焦急万分，更让他寝食不安的是受到株连的家属和子女，正在空军任职的大儿子因他而被撵回家来，小儿子流浪社会，女儿下放农村……身心交瘁的他，面对巍巍崂山，远眺汹涌黄海，只能发出几声撕心的长叹！1960年，在水库劳动了将近两年的束星北调往青岛医学院(山东大学已迁校济南)，做为“另册”人，他只能做些教辅工作，诸如仪器维修和实验准备等，有时也在小范围内给青年教师和业大学生讲点课。在这段看来似乎平静的日子里，他的《狭义相对论》(1965年)脱稿了，看着厚厚的一叠手稿，他并不觉得轻松，因为“极右分子”是绝无出书资格的。
没过多少时日，又一场狂飙袭来。“文革”一开始，束星北处处小心谨慎，企盼“造反派”及“小将”们把他这只“死老虎”忘掉，因为自从戴帽以后，他说话做事从未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要说“乱说乱动”了。他这个想法又错了，“死老虎”又被当“活老虎”拉出来揪斗，勒令带着被褥住进了名为“牛鬼蛇神穴”的解剖地下室，与死尸隔墙为伍，白天打扫厕所卫生，晚上接受评判，如被认为劳动不好即加重处罚。解除隔离之后被分配的的工作任务仍是搞厕所卫生，自此，他每天一到学校就拎起小铝桶(名为“米大罗”)，扛着长把条帚，出入于教学楼、宿舍楼厕所，这位被“群众专政”的大教授一干就是6年多。他的浙大老同事竺可桢虽然知道他的遭遇，但也无能为力，只有心痛地来信劝慰他：“青岛医学院恢复教学工作当不在远，相信你将仍就执行物理教学工作，驾轻就熟……”。
1978年束星北摘掉了两顶帽子，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束星北被国家海洋局青岛海洋一所党委书记曾荣“发现”，于是捷足先登，三顾茅庐，把他“抢”到海洋一所。古稀之年的束星北，不计任何前嫌，不顾年迈体衰，凭着深厚的数理基础，开展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海洋内波研究”，同时为海洋一所科技骨干举办“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培养了一批海洋学的学术带头人。患有严重肺气肿的束星北，经常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坚持上课，听课的青年研究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束星北教授大半生坎坎坷坷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没有也不可能像他的老师、学生那样获得诺贝尔奖，但人们没有降低对他的崇敬。在青岛百花苑公园内束星北魁梧的铜像前，老年、青年、少年，都在向他注目。他探索科学新的领域和刚直不阿的精神，将永留人间。
1997年7月于青岛
田广渠小传
1929年生，山东省宁阳县人。1950年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校)政治系肄业，任华东大学校刊编辑，1951~1956年任山东大学校刊编辑，1956~1957年任青岛医学院校刊编辑、编辑室主任。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后任教材科、总务科干部，院长办公室主任，校刊副编审，1991年离休。
主编过学术刊物《高校新闻界》，发表过许多新闻、评论、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奖，其中《永生的骨架》和《闪光的足迹》曾为几家书刊所转载。
曾兼任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理事会、山东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副理事长。离休后任青岛医学院院报、学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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