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30)(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2015-10-08 09:29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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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在市人委机关的日子

我从一个基层政权机构进入一个副省级的政权机构,无疑拓宽了视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不过任何一级政权都是共产党的的机器,都是毛泽东的意志化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一切唯命是从,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保住官位的代名词,所以我们的国家是毛泽东一人的国家。

一,调离区政府

为粮食统购统销的事情,我和区长李运行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他没有办法整治我,我除向市委反映外也没有其它办法来捣腾他。在这期间他也想找我谈谈改善关系,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陈崇阳几次来劝我说:“老黄,李区长再不对,总是顶头上司,‘县官不如现管’啊!我还是那句话,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梦觉是个饱读诗书、满腹经伦、知今通古的人,接过话头鞭辟入里地分析说:“黄牛,我佩服你敢闯敢冲的精神,依我看无论新旧社会,当爸的谁不喜欢听话的孩子?领导,是革命的长官;组织,是我们衣食父母。士兵怎么能去反对长官?儿子怎么能去反对父母?中国是个小生产的国家,几千年来都是封建专制的社会,这个国家的特点:老百姓对官长,儿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幼辈对长辈,必须恭恭敬敬地服从。澎湃同志说得好:顺从是中华美德,反抗是神州罪恶。古语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他们的话十分有道理,但我是个喜欢坚持已见,好钻牛角尖的人,而且一钻进去就很难退得出来。我放下手中的书,想了想很平静地说:“你们的意见不错,但我总想不通,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总有个谁是谁非的问题,他不关心干部疾苦,我向机关黑板报写稿错了吗?他不顾实际情况把农民口粮统购去,我向上级反映情况又错了吗?真理只有一个:要么他对,要么我错。他错了就道歉,我对了就坚特。我不会用革命的原则去作交易,宁肯不入党不提干。”

他们两人知道说服不了我,只好一笑,转个话题讨论其它事情去了。

新来的区书记委崔志也几次找我谈话,希望能够化解我和李区长之间的矛盾,可我仍“一根筋”:“他主观,不承担责任,明明是他压下的任务数,却说别人是强迫命令。”

崔书记笑着道:“小黄呀,他是领导,领导总得有威信呀!这事又没有处分你,你为什么老钻牛角尖?”

我不依不饶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做工作要认真负责,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李区长为什么不实事求是?”

崔书记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不停地摇着头走了。

不久全市编制调整,龙潭区与金牛区合并,不知何种原因我上调到市人委办公厅秘书处作秘书,掌管人委大印。是相信呢还是踢我出门?

成都市建制沿用中国传统叫政府,后来毛泽东强调“以俄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从1953起去政府为“委员会”,但首脑人物仍称市长,机关还是叫政府,只是挂在“小天安门”(老成都政府在皇城里面办公,皇城与北京天安门一样,有高高的城墙,有威严森森的门洞,故有此称)门洞前的大木牌是“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十年文革”改称“革命委员会”。打倒“四人帮”后的1981年又“官复原职”仍叫政府。从这名称的变化,就可以窥测出中国不平静的历史岁月,一直在折腾中。

当时成都市市长叫李宗林,常务副市长叫米建书,另外还有两个“摆设”副市长(指民主人士没有实权,我们私下如此称呼),一叫李劼人、一叫黄渔门,他们两人都是非党人士。前首,文化界名流,著有乡土文学《死水微澜》、《大波》;后者,大资本家,裕华纱厰的老板,拥有小洋楼、小汽车。

人民委员会座落在市中心的老皇城内(俗称皇城坝),传说这里是当年蜀汉刘备的都城,有点类似北京的故宫。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墙,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坍垮或拆除,但正南方仍有三座巍峨坚实的拱门,拱门外约五百米处有条环绕城墙的小溪叫金水河,河上有三座拱梁石桥,其形状格调近似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故成都皇城又有小天安门之称。皇城内有两座巍峨的大殿,一曰明远楼,一叫致公堂。致公堂外有个高大的石牌枋,上书“蜀求俊义”四个大字。我去时明远楼已是会议厅,省市领导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周末则是首长们秘密的舞厅;致公堂是大会议室,市里上千人会都在这里召开。

其实这儿不是蜀汉都城,据李劼人先生考证说:这儿是明朝考选秀才举人的贡院。凡有贡院的地方都有致公堂,明远楼,但都没有成都的崇宏伟丽,因它原是蜀王府端和殿改建而成。除此还有清明堂、衡文堂、文昌殿、抄录房,受卷所、布科所等多处房屋,另有考棚子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考棚在废科举时被拆除,只留下一片空地,一般人呼为皇城坝。

在明远楼的左下侧,有五排一通的老式平房,可能就是当年贡院官员办公的地方。这些老式平房均有屋高、墙厚、中空、隔音、窗棂结实、冬暖夏凉的特点,全成了办公厅的办公场所。。

可惜这些近三百多年的古建筑的后来逐步逐步拆除,那座十分有民族特色的“小天安门”在“文革”夷为平地,改建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不伦不类,好不可惜!

办公厅下设两个处:一叫行政处、一叫秘书处。秘书处主任叫傅杰,是个女强人;行政处主任叫高兴德,当兵出身的武棒棒。那时共产党讲节约,讲勤俭,机构垂直,人员精干,从勤杂到干部不足百人,同是一个办公厅,现在不下千人。这也难怪,一切都在涨价嘛!除市长、副市长李宗林、米建书有专用汽车外,局长、处长、主任,一律自行车。

干部吃饭先分特灶、小灶。中灶、大灶,穿衣服分灰制服、。粗呢制服、细呢制服。能吃特灶的大概只有米建书一人,凡是吃小灶和穿细呢制服的称高干,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穿粗呢制服,吃中灶的是县团级干部,行政级别十四级以上;十七级以下的科处级为为一般干部,穿灰布制服,吃大灶。我是二十级干部属主办科员,正处于上升阶段。

秘书处下设市长办公室、秘书室、保卫室、文印室,我在秘书处秘书室。这个室有五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事。我的工作就是盖市府大印和卡市府钢印,只认主任签字,工作极其轻松。有时一周不开张,多半时间在自学看书。上下午有15分休息,用于做工间操。干部大食堂设在鹅市巷一个大院子里,用菜饭票购买,肉菜一毛,素莱五分,一餐饭顶多花一毛五分钱。

住宿在市府机关统一宿舍。宿舍有五幢,一幢司局级领导干部住,均是大小不等的单独院落;一幢局处级中层干部住的地方,为单房或双房,无卫生洗浴间;另三幢是单人宿舍,每舍四人,厕所、洗浴公用。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洗漱完毕即到门外大街上列队做广播体操,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勃勃,全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大家心态平衡,守贫安乐,职务无论大小,不觉得有什么不公不义之处。相互无利害冲突,单纯热情朴实,无忌妒、无怨恨,无争斗,更无检举揭发一说。人人象姊妹,个个象弟兄,团结和善,和衷共济,真是亲密无间的同志。

我们秘书处每到周末常有个特殊“任务”,为首长举办小型舞会,将各局、各委中最漂亮的女同志通知来和领导跳舞。常来跳舞的有贺龙、李井泉、米建书、郭实夫、叶石等大干部。舞会是保密的,不准外人进去,我的任务是和保卫室王承锐把门。王是西藏转业回来的军官,长得帅气,喜欢打球,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他送过我一柄西藏带回的印度牙刷,我还送一册日记本,并在首页上写了几句打油诗:“不信鬼来不信神,千锤百炼钢火纯。大师笔雄出砥砺,巧匠工精在奋勤。土肥苗壮花自艳,水丰籽满果压林。若问人生成功路?刻苦求知创光明。”想不到这首五十六个字的打油诗,两年后竟然连累他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监督劳动,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异,毁了一生。闲时,傅杰主任也找我聊天,除了向我讲叙革命道理外,便是鼓励我进步,多为革命作贡献。而我总是请缨,希望领导上多给我点工作,一天太轻松了有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她听后总是笑笑说:“小黄呀!你太年轻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不是你出身和政治条件好的原因,根本是不可能坐到这里的,好好锻炼几年,待你成熟后,提拔起来作点什么?”

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老缠着领导要工作,对坐着拿钱的差事还不安心,你说该不该当右派?。

二,两次特殊任务

那时的中国是个“一边倒”的国家,所谓“一边倒”就是坚决倒进苏俄的怀抱,处处与美、英等民主国家为敌,处处学习苏联。无论穿衣盖房子,修马路建工厂,都是“以俄为师”,纵是“洋毛子”放个屁也说是香的。比好成都过去的中学校都有各自的名字,比如树德、建国、华英、华美、成县、市中,各个中学有各个中学的校歌、标志,后来全废了,一律按数字排列。学得维妙维肖的是每年两次大游行,一次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一次是“十一”国庆节。这两个大节日,从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都要大大庆祝一番。庆祝的方式就是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举着红旗,打着横幅,抬着马、恩、列、斯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袖领画像,以及我们国家毛、刘、周、朱、陈的画像,接受党和政府负责人的检阅,所以各个城市都要修个大广场。现在虽然不游行了,仍要有个广场,称为“形象工程”。大约就是这么“遗传”下来的。

为了举办好大游行,凡参加游行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几天前就要参加排练,从早至晚从不停歇,真叫劳民伤财!这游行到底有什么好处?据说,一可显示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警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要乱动,人民吐出的口水都会淹死你们;二是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以及领袖们无比的热爱与拥护。其实是统治阶级在享受权力,满足感恩的欲望:我解放了你们,给了你们的穿,给了你们的吃,你们就要喊我万岁!是统治者的自我“意淫”而已。

这种劳民伤财的游行,每年如此,每个节日如此,对老百是劳役的付出,同时也是身份的检验,因为地、富、反、坏、右(那时还没有右)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敌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但没资格参加,到节日当天,还被“集中”到公安局派出所去名为“学习”,实则是临时性的关押,以防他们“捣乱”,你说这种作法象不象“神经病”?成都是这样,全国是这样,能参加游行表示你是人民的一分子,要不能参加多半是专政对象,所以大家乐而不疲。

成都游行广场是人民南路,检阅台是“小天安门”。每当我举着鲜花,扛着红旗,口呼万岁路经于经时,总要抬起头看看城楼上的省市领导们,既崇敬又羡慕,既景仰又遐想:何年何年我也能站到城楼上享受享受?谁不崇拜权力,谁又不祟拜权力?古往今来,争的就是这个东西!流血砍头,尸横遍野,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1954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往年的劳动节不一样,因为这次游行检阅的不只有省市委领导,还有西藏头人达赖喇嘛参加。达赖是西藏的神,西藏的领袖,就像中国共产党的神主牌毛泽东!

在此之前10天,领导就作了精心的布置与安排。他们说:达赖是西藏最大的头人(请注意:在人家心目中达赖就是个“头人”,根本不承认,更不尊重藏族的宗教和达赖的宗教地位),要去北京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川成都是他第一站。我们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任何问题,这事关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稳定西藏大局的大事!其真实目的,是让达赖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力量和人民群众怎样拥护热爱共产党。

达赖当时和我一样都是个十八九的孩子,由于出身与地位的不同,自然思想和认识不一致。传说他十分亱郎自大,以为西藏大得不得了,有枪有炮有藏军,身份相当于皇帝。出藏时,坐汽车他要坐车头,说从来没有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司机怎能和他并排?通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半天,后来虽不坐车头了,却封了司机为四品官,这样才同意坐上汽车。此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又看到同样的故事情节,主角却不是达赖,而且慈禧太后,原来是个“创作故事”的公式,可以随意套在任何人的头上。不过这到恰好反映出某些人的夜郎自大,瞧不起人家。反正他来到了成都是真的。又有人说达赖的屎尿在西藏人眼中都是神药,老百姓抢着吃。我也不太相信这些传说,不相信人世间有这些愚蠢事!其实这到正说明讲这些话的中国人自己的丑陋。

为了做好达赖的接待保卫工作,办公厅成立了一个五人接待保卫小组,我作为工作员名列其中。这个组主要负责达赖当天在城楼上检阅的安全,包括送茶水、毛巾等服务事宜。那天游行有30多万人,把巨大宽阔的人民南路挤得水泄不通,站在城楼往下看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和五彩翻飞的旗帜,无边无际,蔚为壮观,歌声鼎沸,感人十分。

好壮观!好壮观!人的海,人的河,忘记渴,忘记累,为的表一片赤心,奉献一片忠诚,无怪当官的喜欢如此。是权力在玩弄人,还是人在玩弄权力?你想,几十万人打从面前经过,又是欢呼,又是口号,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更威风?

此时,只有此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大游行?就是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正如项羽说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特殊材料制”的共产党人,岂止是衣锦还乡吗?!在游行前半小时,达赖和他的家人以及经师、随从,分乘五辆小车来到城楼下,早守候在那里的市长李宗林、副市长米建书,立即上前拉开车门,毕恭毕敬等候达赖下车。达赖昂着头,直着身走出轿车,既不与两位市长寒喧,也不向四周迎接他的人挥手,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气宇轩昂,迈着大步挺胸前行。

他脸庞清瘦,高挑个儿,身着玄黄长袍,头戴金丝编织的盆帽,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长长的袈裟拖在地上,由他姐姐牵在手中,一大群随从紧跟身后。李宗林、米建书两位市长笑容可掬,不离左右,态度谦卑恭顺,殷勤至极。达赖沿着水泥路缓步前行,来到城楼向四周望了一眼,然后登阶拾级而上,两位市长跟在身后,一点也不敢怠慢。我心里在想:“共产党真伟大,为了国家的利益,西藏的和平,对他竟如此礼遇。”达赖踩着红地毯,上得城楼,高高地坐在一张有黄绫软缎铺垫的大木椅上,一招一式都显示出至高无尚的尊严。他像尊菩萨,坐下后一动不动,连眼晴也只看着一个方向。我们立即奉上茶水果品,他仅仅礼貌性地含首示谢,并不取用。后来才知道,他从不轻易服用民间食物,全是吃随员从西藏带出的东西。

到了十点,三声礼炮后,千万信鸽和彩球凌空飞起,广场上一片歌声口号声,两位市长恭请达赖移步城楼检阅。他在经师、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城垛,细细地观看人流如潮的游行队伍。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退身回到原来的地方,依然坐在那张大木椅上,黙默无语地仰视天穹,一副尊贵气度。

我们一直屏立左右伺候,距活佛不足两公尺,却不敢上前求他赐福。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鬼神与因果,只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不过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却没有征服这位宗教领袖的独立人格,四年后他率众去了印度,此后一直在国外流亡。我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上前向他致意,错过了人生中最难得的机遇。

另一次是这年(1954年)10月,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恩来取道昆明回北京,路经成都住在金牛坝招待所(当时不称宾馆)休息,这个消息大家是不知道。大概是星期五上午10点,廖家岷秘书长召集政法系统党团员开紧急会宣布:“今上午提前一小时下班,下午去人民公园游园,男女同志要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如果女同志能化妆就更好。”

大家听后,一阵欢呼雀跃。待人们情绪平静后,廖家岷秘书长说:“同志们,今天游园可有个政治任务,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我们政法系统负责的地段是从十二桥到保路纪念碑,在这一地段里,凡有不认识的人就要卡起来。”所谓“卡起来”,就是盯梢,监视起来。

回到宿舍后,大家急急忙忙的换衣服,王承锐和我暗地里猜测,他压低声音问我:“老黄,你估计今天是哪个中央首长?”

我忙着擦亮皮鞋,仰头神秘一笑,反问道:“你说哩,是哪个中央首长?”

他结上领带,对着镜子照了照,想了会儿说:“我要知道,还问你么。”

我们走下楼梯,我想了想说:“不是一号,也是二号,最起码是三号首长……”

共产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凡出现于公共场所或报刋杂志,都按职务排定的顺序,五十年代中央是毛、刘、周、朱、陈,地方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书记。顺序的变动意味着权力职务的变动,所以决不能错号的。

“何以见得呢?”我们沿着人民南路一边走一边说,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深秋的阳光穿过梧桐树,把柔和的光点洒在行人脸上,使你沉浸在生活的祥和中。最后来到集合的指定地点。

“贺老总我们是常见的,陈毅副总理也来过成都,都没有组织专人游园保卫。现在组织专人游园保卫,不是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委员长,或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到了目的地,我们两人按分配的地点守住岗位。我目巡四周一遍,继续说完自已没有说完的话。

王承瑞点点头表示同意道:“你分析得比较正确,难怪同志们夸你是科学脑袋。那我再问你,这一、二、三、四号首长中,今天来的又是那一位首长?”

“哪位?——”我揣摸着:“说不一定是毛主席哩!”

“毛主席!”他高兴得跳起来叫一声,引得行人注目。

我即忙提醒道:“你怎么啦?这是公共地方啊!”他看看左右,把声音压得极低说:“今天要是毛主席真来游园我一定要上前去和他老人家握手,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怎么行,不能违犯纪律啊!廖秘书长不是说,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保卫,如果都跑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几千几万的同志能握得完么?那会把毛主席的手都握肿,要是真的有坏人,他们就会借机捣乱。”我这样说,心里何曾不是这样想:要真能握上毛主席的手,我这辈子死了也不会忘记……

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在我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也象西藏人对达赖的崇拜差不多。还自议为对他是真诚地爱,真诚地拥护,无一点虚伪之情,认为他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了代代相传的皇权皇位,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消灭了剥削压迫,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为年青人开劈了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我们市委机关一位女同志选派到北京去出席团代会,在会议结束那天受到毛席的接见,许多人高兴得热泪长淌,大家狂呼万岁,不少人嗓子都喊嘶喊哑了,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她排在第一排,有幸握了下毛泽东的手。这只握过的手整整有半个多月不去洗涮,一直从北京回到成都。在市级机关传达会上,当她谈及此事时,竟有百余人拥上主席台狂握狂吻她的那只手,这其中有无“登徒子”之流,借“阶级感情”之名乘机来个合法的“性骚扰”,占点小便宜,就只有天才知道了。不过那场面真使我傻了眼,我也没有勇气去吻那小姐高贵的手,总觉得有点把肉麻当有趣,更不知该用什么文字和语言去表达?现在回忆起来,这与传说人家西藏人要吃达赖的屎尿相比,恐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吧!那些握到手的人又再去握其他人,好象“圣恩”还可以交叉感染似的,会场立即卷起海啸般的狂浪,大家一个劲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这些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换来的竟是斗争批判,无情打击,不少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历史,无情的历史,你该怎么解释?我和王承瑞明知今天来的不是毛主席,但仍然怀着幻想:希望是他!也许别人也和我们一样,今天很可能是毛主席来游园,我这样说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人民公园位于市中心,过去叫少城公园,在它腹心地带有座高大的纪念碑,是四川同盟会为反对清政府把民间集资修建的成渝铁路收归国有,爆发了保路运动。为这事件有人作了牺牲,此碑就为此事而建,上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一行大字,成都人都叫它“保路纪念碑”。

八月的成都秋高气爽,云淡风清,柳绿菊艳,百鸟争呜。我们两人横坐在小河边的石栏杆上,望着近处的鸟园。“你最喜欢那种鸟?”我问。

他想也不想地道:“鹦哥,你呢?”

我摇摇头道:“鹦哥有什么喜欢的,鸟语人言,没有自己的风格,事事学舌。我喜欢百灵,它叫得脆,叫得响,叫得好,声音动人极了。还有就是杜宇……”

“杜宇叫得怪可怜的,”他岔断道:“听说这个鸟直叫得嘴巴流血,才飞走是不?”

“是这样,文天祥有首诗就写道:‘从今别却江南路,化着啼鹃带血归。’杜鹃又叫‘杜宇’、‘子规’,这鸟遭遇最苦了。”我叹口气说:“它原本是个皇帝,后因宠听爱妃之言,弄得国破家亡,饿死在逃难路上。为怀念它的臣民,便化为一只鸟飞回来,叫着‘我对不起,我对不起……”

他笑着道:“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压迫人民的,那会说对不起,这些全是你们写书人编造的。”

正说着,公园门前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来啦!”

大家的视线迎着下车的人,不一会儿桥头出现了矮小微胖的身躯,是李井泉政委。跟在身后的那个精瘦高长个儿,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他们两人中间,走着一个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左手半握曲肘与胸线呈平行的人,大家不约同声地叫出:“周总理!周总理!”

周恩来步履矫健,他一边和李政委、郭沫若说着话,一边审视园林秋色。人们一片欢呼,不停地叫着:“总理好!总理好!”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花间树丛中荡去荡来,在溪波流水里滚去滚来,顿时四周响起一片掌声。当他从我们身旁经过时,我们秩序井然,热烈鼓着掌道:“迎欢周总理!向总理问好!”

周恩来频频点头,笑着挥手致意道:“同志们好!”

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风流倜傥,忠于爱情的明星形象,享有很高的威信。随着岁月的迁变,时间的飞逝,以及不少资料显示,有人说他是一个伪君子,毛泽东暴政下一条忠实的哈巴狗,无论“反右”或是“大跃进”、“文革”都做了不少坏亊。为了讨好江青,他亲笔签批了逮捕干女儿孙维世,还出任刘少奇专案组长,定刘是“大工贼、大内奸、大叛徒”。在私人生活上也不干净,很早就有外遇,《叫父亲太沉重》那本书的作者蓓蓓,据说是他非婚亲生女儿。总之他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了不少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不过我对他印象还算不错。

一直待周恩来一行离开公园后,政法党委才发出自由活动的命令。当天我们看见了周恩来,可有的人连影儿也不见,纵是见着也远远地不能朝前一步。在回归的路上我问王承瑞:“你说,今天周总理知不知道这么多游园的人,全是国家机关干部?”

王承瑞道:“当然不知道。我在办公厅快两年了,只要首长一出去,四周全是便衣保卫,如要问什么事,找什么人,事前都有安排,不是你想接近就能接近的。

由此可想而知,共产党无论做任何事都作假,纵是对自已的领导也如此。因为不做假他们就生存不下去,五十年的中国就生活在互相哄骗的假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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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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