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1月17日讯】这篇笔记中的主要内容来自1965年出版的《巴黎烧了吗？》，这本书是非虚构作品的经典，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Larry Collins 和法国《巴黎竞赛》记者Dominique Lapierre撰写。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采访了八百多人，采用其中536人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巴黎得以解救是各种历史力量交织的结果。我只选取了其中肖尔铁茨的线索写了这篇笔记，深感他们对当事人采访之翔实精当，使用之克制。
“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所有的工业设施”——8月14日，肖尔铁茨执掌巴黎指挥权后，最高统帅部第一道命令。
“我下令对巴黎进行瘫痪性破坏”——8月15日，西线总司令部发给肖尔铁茨电报。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8月23日11：00，希特勒发给肖尔铁茨的密令
“破坏已始？”——8月25日，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电报。未加密。
“巴黎烧了吗？——就在现在，巴黎烧了吗？”——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军进入巴黎的消息，他砸着桌子大喊。
改编自肖尔铁茨故事的电影《外交秘闻》（网络图片）
1
整个事情看来跟良心没有什么关系。
肖尔铁茨由元首亲自指定，对1944年的德国来说，巴黎如果被攻克，下一站就是柏林。守卫已经征服四年的巴黎需要“一个以铁腕恢复纪律的人，毫不迟疑扑灭暴动的人。”
为第三帝国效忠十三年以来，肖尔铁茨被认为最适合巴黎城防司令这个角色，“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他是第一个攻进荷兰的德国军官，1940年5月14日，他找到一个牧师和一个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指挥员投降，两小时后，他们没找到人回来了，他命令攻击开始。荷兰人死亡718人，伤七万八千人，炮轰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
有个朋友问他进攻一个没有宣战的国家是否良心不安。
他的回答是一个疑问“为什么？”
2
也没人怀疑过他怕死。
他的胳膊上是克里木盾章，这是噬血的奖赏。
他之前三代人都是普鲁士军官人，出身名门贵族。他在萨克森军官学校受训，世世代代为德国军旗效力，妻子的父亲是军人，爷爷是将军，他肩膀上多两颗星是她的骄傲。
东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战役中，他的团四千八百人，战到最后剩下374人，他右臂受伤，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之后，他奉命率一个师掩护德军撤退，不折不扣地在途中执行了焦土政策，寸草不留，人们用“毁灭城市专家”来称呼他，他说“我的命运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在去巴黎的路上，西线总司令对他说“我恐怕这是个不愉快的任务，它有一种葬身之地的气氛”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至少，这将是一次头等葬礼”
3
他也不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不是一个以艺术之名或人类情感能够打动的人。
他到了巴黎后，与维希政权的市长泰丁格交谈，用手指随意在地图上一点，“如果有人向我的一个士兵开枪，那就把这个街区的人全枪毙，房子全烧光。”
八月早上，泰丁格市长想打动这个愤怒的人，趁着他气喘咳嗽，建议两人去阳台，正对花园“一个漂亮姑娘正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河对岸荣军院的金顶闪闪，它的背后是埃菲尔铁塔。右边是卢浮宫的灰色侧楼”。
泰丁格劝说肖尔铁茨“给一个将军的任务常是毁灭，不是保存。设想某天你作为游客回来，看到这些，你能说，我本可以毁灭，但我选择了保存，作为送给人类的礼物，这不是一个征服者的光荣吗？”
他还不够了解肖尔铁茨，在这个矮胖的德国军人办公室里，没有十八世纪的艺术复制品和任何多情善感的装饰，只有一张诺曼底前线的大地图，上面可以看到盟军对德国的钳形推进。
肖尔铁茨沉默了一下，说“你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
4
如果只是需要毁掉巴黎的一个契机，8月19日的巴黎起义已经给肖尔铁茨这个机会了。
他在街上看到了被伏击的6个德国兵烧焦和流血的尸体，决心还击。要么大规模报复，要么粉碎起义中心警察总署。他要通过一次残酷的教训镇住巴黎。“只有一种语言，武力的语言。”
瑞典总领事诺德林接到信息，赶来想劝服他停火。肖尔铁茨最终接纳了这个建议，但他压下怒火只是基于军事方面的务实考虑：1 停火后军队不会受牵制，2不用额外运用警察力量保持市内交通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旦下令让空军的飞机升到巴黎上空，就没有任何余地了。他认为过早启动毁灭巴黎会让全城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德国人也要喝水”。
这是他的上级不需要考虑，但他面临的实际问题。
他小小地违背了命令，与敌人谈判。他的下属抓住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在法国代表戴高乐权威的巴罗迪，按照常规他们会被枪毙。但他希望通过巴罗迪来维持秩序，释放了他们，伸出手去试图相握，“两个军官之间，是允许这样的”，伸出的手被拒绝了。这让他二十年后仍然脸红羞愤，耿耿于怀。
释放巴罗迪没有缓解紧张的局势，反而帮助了起义的蔓延，商定停火的周日，损失了七十五人，比起义当天还大。巴罗迪本人想要停火，因为盟军已经明确拒绝在此时解放巴黎——从军事上这是一个错误策略。但抵抗战线的另一方法国共产党坚持起义。
一旦不停火，报复就会开始。
巴罗迪害怕“二十万条人的性命和一座城市的涂炭”。说到与肖尔铁茨有“君子协定”，但激进派说，“跟杀人凶手什么君子协定”，如果接受停火，他们就在每个墙头贴上标语，指责戴高乐派在巴黎人民“背上捅了一刀”
停火协议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巴罗迪自己的一票。投完票他抽噎得几乎站不住，“我的天，他们如今要毁灭巴黎了。”
法共的回答是：“被毁又怎么样，巴黎宁可象华沙一样被毁掉，也比象在1940年一样偷生好，巴黎值得二十万条性命。”
现在，肖尔铁茨的上司和对手都在催逼他走同一条路——轰炸巴黎。
电影《外交秘闻》剧照（网络图片）
5
炸药已经备好了。
这些量足够“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和“再打两场战争”。党卫军831工兵连在外交部，卢浮宫，议会厅，电报局，机场，赛纳河的50座桥梁底下都堆满了炸药，贯穿巴黎城下的隧道里也被U型潜艇的鱼雷填满了。等待肖尔铁茨起爆的命令。
但是，命令只有一句话：“等待进一步命令”。
肖尔铁茨口袋里装着要求他毁掉巴黎的指示，还要等什么？他也不知道。
八月十四号这个晚上，跟了他四年的勤务兵，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滚出去，别烦我”。他在停火协议上冒险一博，但听听窗外枪声，就知道自己失败的程度。他后悔过自己放过报复的时机，感到羞辱，跳起来大骂，发誓要轰炸，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失败感和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留下的阴影。
站在窗前，暴雨已经开始落点了，闷热的天气里，他只穿一条短裤，对着黑暗里的树丛，光着脊梁，汗流浃背，这是软弱。
成为职业军人的二十九年里，他从来没动摇过，现在事到临头他怀疑了。对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行业，怀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6
这个可怕的怀疑起源于就任前见到希特勒的几分钟。
他是以一个朝圣的香客的心情去的，想让这个统治者在诺曼底战役失败之后的形势下“重新给他信心”，第一眼，他的心里无意识地浮起一个念头，“这是一个老人了”，希特勒精神委顿，要用左手握住右手来掩饰左臂的颤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
他曾经见过希特勒两次，第一次见面时，这个毫无笑容的人，一幅巴伐利亚农民的吃相，让他吃惊。这种粗俗里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意志，这种意志曾经支撑过他，但随着失败，这意志变成了快要崩溃前的歇斯底里。
这个声音对他喊叫：“自从7月20日以来，好几十个，好几十个德国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阻止了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仔细听来，这句话里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分裂。
他再三重复要用酷刑把这些人送上西天，以一种恫吓和夸大的姿态高声大喊，身子哆嗦，额头冒汗，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虚弱了。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当再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几乎象耳语一样，就象一切都没发生。
肖尔铁茨直觉这人不光是老了，“这是一个病人”。
在去巴黎的火车上，肖尔铁茨被告知《连坐法》已经制定，为了全体将士的忠贞，从此德国将领如有渎职，唯家庭是问。家属成为国家的人质。这意味着集权者已经无力维系忠诚，必须依靠残忍和胁迫，对追随者也是如此。肖尔铁茨有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他“等了一辈子”的四个月大儿子铁莫。他嘟囔着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这个为第三帝国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唯一一次说出自己的不满。
当天晚上，他脱衣服上床时，做了一件一辈子没做过的事，连吃了三片粉红色安眠药，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压住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但日后这个念头常常来到他心头——不论他怎么掩盖，他都觉得“自己盲目效忠的人已经疯了。”
7
日后服刑期间，与狱友谈到希特勒的命令时，他反复用“nonsense”“stupid”这样的词来表达他的看法。
他抵抗命令，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愚蠢。
在同僚对肖尔铁茨的评价中，多用“务实”两个字——务实可以冷血，只服从利益，但也同时意味着他有基本理性，信服逻辑，能够预见后果，计算得失。这一类人信奉权威，往往因为权威能带来秩序和目标，只要强制和专断能用于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他就认可和服从，哪怕是要用炽热横暴的手段。
肖尔铁茨是可以接受巴黎毁灭的----如果这是抵御作战的代价，是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在没有能力征服和保卫一座城市时，为自己提供毁掉它的乐趣？——这里没有理性和利益，只有疯子才有的快意。
他可以接受战死，但他不愿意为此而死。他强硬地拒绝对巴黎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袭，原因是，“死的德国人比法国人还要多”，他接受爆炸，但不能接受对爆炸后果不作预期。上级要求他必须实施破坏，他说一定会，但能不能保证增援部队，对方的答复是“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用吧。”这个答复不可能不让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感到怨恼。
196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重申当时的感受"希特勒疯了"。
肖尔铁茨只知道一点，无论如何他都会死——背叛命令的结果是死，但是如果巴黎化为灰烬，他也会在灰烬上被绞死。他决心选择第三种死法，就是坐在巴黎最后一座桥上，让它跟自己一起炸死。
痛苦的是，不论哪一种死法，他都不能作为一个军人死去，而只是作为一个罪犯死去。
他陷入了绝境，但人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在现有的条件下，哪种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小的不幸。
那就还有一个可能，如果真正的敌人来了——他就可以得到解脱。
他要召唤敌人。
8
他约来了瑞典总领事诺德林，脸上带一点诡秘的笑容，破天荒地倒了两杯酒，一仰头把自己那杯干掉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放诞姿态。他语带讽刺地说你张罗的停火看样子没有成效。之后把希特勒的命令放在对方面前，“停火已经不可能，我现在被迫要执行了”
对方因为恐惧沉默了。
“除非”他说，“盟军进入巴黎。我把这告诉你，是在叛国”，燥热的八月，就象空气都静止了一样。他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实际上在要求盟军帮助我。”
他说“帮助”，因为只有同样的职业军人能把解救出来，这些同行尊重秩序，有信条和规则，不以破坏而是战胜为目的。这是他在一个已经两方失控的世界上唯一能够预期的结果。
说出这个话，他觉得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已经给了盟军警告，“现在由他们对历史后果负责，而不是他。”
他签了通行证，几乎是亲密地挽着诺德林胳膊送他到门口，轻轻呼哧着说“您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要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9
盟军和援军几乎是同时决定进入巴黎的。
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这是一个让艾森豪威尔烦恼的选择，他的命令写的是“看来我们要被迫开进巴黎去了”，除了戴高乐给他的压力，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否则那里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盟军距离巴黎一百二十英里。希特勒派给肖尔铁茨的23，26师党卫军在半夜几乎同时出发，距离巴黎一百八十八英里。
肖尔铁茨不知道谁会先到，如果援军先到，出于军人的信条，他必须随之拼死一战，把一个必败的战局拖四天，但是，巴黎会变成废墟，沿着塞纳河，协和广场的两边，除了对称的废墟，什么都不会存在。包括钢架建筑暴露在外的埃菲尔铁塔。
他只需要按下按钮。
肖尔铁茨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让手下的情报人员去向盟军告知，援军就要到了，如果他们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到巴黎，"便会发生一场大灾难"。在地图上用铅笔尖标出通往巴黎的路上，每一处德国的设防工事。
对方几乎目瞪口呆“天哪，这个人在犯叛国罪”,这个头发花白的情报人员看出了这个表情的含义，“如果你不明白，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10
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第二天早晨，美军第4兵步师和法国第2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肖尔铁茨还在睡觉时曾有一个电话打来过，说不用叫醒他了，只需要转告援军和大炮“来不了了”。
肖尔铁茨坐在桌前扶着头等待，用来投降的手枪是借来的，装在枪套里放在手边上。
盟军与他的共识是“不要在巴黎市区发生重大战斗”，“象征性抵抗”以完成军人的荣誉之后，他率部投降。
押解他的路上，人们喊他“母狗养的”和“老杂种”，冲他吐口水，一个老妇人啐在他单眼镜下的颧骨上。背后的勤务兵低声喊“把手举高点，再高点，不然他们会杀了你”。
一个穿红十字制服的女人.用身子拦在他和群众之间。他低声道谢。
在他被押上车的时候，他的箱子被掀翻了，他对巴黎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女人，以狂欢的姿态，挑着他裤子上的酒红色饰条在空中挥舞。
他以判国罪被缺席审判，家人在朋友帮助下逃脱。他在法国服刑出狱后，71岁病逝，与妻子葬在一起，他的儿子铁莫长大后，曾接受过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说“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但他不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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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为什么与盲从并生？因为它靠有效来运行，不是靠理性。人们越少思考它，它运行得越好。约翰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拆除这种古老的权威结构，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对权威的看法产生一个转变所致。”
一旦一个人开始运用自己的心智——哪怕只是思量什么是对个人来说最小的不幸，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损，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象被抽掉底座的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坍塌。
在这本书里，肖尔铁茨没有对记者提及个人历史，也没有对自己和这场战争作出评价。
日后，在监狱里，英国人曾经窃听他与其他相识的囚犯之间的谈话，其中一句，说出了这个人本不欲公开的懊悔，“我有生来执行过最困难的决定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我们没有说‘去你的吧，这愚蠢而无意义的事’，我误导我的士兵去相信这些垃圾。我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也许我们比这些没有教化的野兽要负担更深的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