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六，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所以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宪法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理论上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开创了国际玩笑的先河。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在中国，根本无自由和人权可言，不要说“地、富、反、坏、右”，纵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或国家的机关干部以及党团员又怎样？“三反”一来，领导动下嘴：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外出，吃住行统一行动，谁敢说这是违犯法律；“肃反”一夜之间翻箱倒柜，把所有人的来往书信与日记查个遍看个遍，谁敢吱一声？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东自诩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在1959年他在一个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尽管反右斗争始于1957年6月，但中共只有划“右派的任务数”，却无划“右派的标准”，直到1957年10月15日，毛泽东才羞羞答答的通过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说：“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有六条：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通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又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从这些历史文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囯宪法”的运动，也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鼓掌拥护，而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
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起来说“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已耄耋之年的老右们，仍然逆来顺受，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
我在我诗集《风波万里》扉页上写道：“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真正给予你儿孙自由与民主？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于是在1957年“十•一”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静了好半天，邱乾坤低声地提出个请求了：“阎主任，我妻子马上临产了，她母亲不在成都，能否过了中秋，我又不会……”阎主任一脸泠漠，想也不想回答道：“恐怕不好办，这是市委的规定，哪个人没点特殊情况，集中再说吧。”本来还有几个人也想诉诉苦衷，一见这情况谁还讨没趣呢！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我回到家妻还未下班，继母见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有什么事吧？”
我没正面回答，从继母手中抱过孩子，不停在她小脸蛋上亲吻。孩子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咿呀咿呀吐词不清地叫个不停“爸爸，爸爸”。我取出为她出生时买的玩具爬娃，扭上发条放在桌上，爬娃“喀咔喀咔”的扭动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孩子看见突然动起来的爬娃很惊诧，但没有哭，只紧紧抱着我看，咯咯地笑。不知为什么，我快活不起来，心坎上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种不祥的阴影总追随着我，对家眷恋的情感越来越浓，生怕失去她们似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家，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姐姐在我结婚前将自用的楠木藤床送给我时深含感情地说：“荣弟，你总算苦出了头，不容易啊！你十二岁当学徒，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就养活爸爸、婶婶，帮姐姐担了责任。现在结婚了，我和你二哥没什么送的，送你们这张楠木藤床，伴你们一生一世，百头偕老，恩恩爱爱，幸幸福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把工作干得更好，为黄家争光。”我岳母虽然对这桩婚姻不甚满意，也送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红色木桌，一再叮咛我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一要对她好，二不要叫他累，三你要进步快一点，不能老是个组长。”
我立刻趴在地上向她磕了三个头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
当我去年调入报社，在创作上获点小名气，她常拿着发了我文章的报刋，在认识的人中炫耀说：“我那女婿读书不多，你们看他文章写得多好，有点鬼聪明。”
现在我成了大右派，她又该怎样向人们说呢？……
桌上小圆钟敲过六下，告我妻要回来了。我每晚伏案写稿，她特地买回这架钟，作出硬性规定：每晚不能超过下夜两点。我谨守规定，到了下夜两点就乖乖上床睡觉，唯怕惊动熟睡中的她，动作总是轻轻地惟恐打扰了她的睡眠。
正想着，房门轻轻启开，妻抱着一束晚香玉笑盈盈地走进来，见我在家喜得上前一吻，尔后又吻孩子。晚香玉的香味弥漫一室，她一边挿花一边说：“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就是元旦了。今年元旦正赶上礼拜有两天假，我们带着孩子去新都桂湖玩怎样？桂湖的金桂真香啊！我记得杨升庵有两句诗：‘月色染碧水，香飘十里闻’。你去了也写它一首怎样？”
我静静地没有说话眼角挂着悲伤，妻一下发现我表情阴沉不禁大声问：“有什么事，你今天怎么不高兴？”我把孩子交给她，习惯性地在屋中踱了几步说：“今晚我就要搬到机关去住。”
她一下惊了：“为什么？”
我望着窗外黑下来的天，一字一板说：“市-委-决-定-必-须-服-从！”
她无言，黙黙地抱着孩子出神。孩子在她怀中叫爸叫妈，手舞足蹈，高兴极了，可她怎知爱她的爸爸就要离开了啊！
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从脸上表情看，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鈡，妻坚持要送我只好同意。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
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鉄，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是我们的归宿地，像水和空气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
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这种监禁有如现在的“双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双规”规的是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那时“规”的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整风”中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当夜我们集中住在食堂旁边的两大间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拔草打扫清洁卫生，晚上各自看书学习互不说话，黙黙地考虑和审视着明天：明天是什么？命运之舟将驶向何处？
这些时侯我仍然惜时如金，集中精力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当我读到苏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时，感到与眼前我们命运十分近似。但他们作为反对沙皇的囚徒，却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还未放逐便天各一方了。历史啊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部什么历史？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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