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对地主和富农的批斗大会。（网络图片）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来是让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土改运动，为什么要弄得如此血腥恐怖呢？难道不把地主富农斗死，就不能取得土改的胜利？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当年共产党搞土改时的指导思想。其实，这种指导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中共依靠流氓无赖滥用暴力手段
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当年毛泽东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一个好办法。后来毛在共产党内获得了主导地位，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流血的农民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个人对后来土改运动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毛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主要是为了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他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也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新政权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而在农村里能采取暴力血腥手段的人，就只能是那些流氓无赖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共产党开展土改时依赖的主要力量。刘少奇在谈到农民运动的时候，就曾说对人这样过：“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可以说，刘少奇发动农民运动的这种思想，是当时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主导思想，后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就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念应当取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土改工作组进驻一个地方之后，就会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一些二流子被扎成“根子”，很快被当作贫雇农中的骨干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有的还当了贫农团干部。如果群众对这种人不满意，工作组就会教训群众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1947年，一辈子造福乡里、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抗日，并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过、赞扬过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老人，竟然在晋绥边区的土改中成为斗争的对象，而且还受到了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的折磨、侮辱和摧残，最后被逼绝食而死。无赖流氓成为土改斗争的急先锋，土改中出现恐怖血腥惨无人道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
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
如果说当年在解放区发动农民进行这种血腥恐怖的土改，是为了支持共产党尽快取得全国范围的政权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已经取得天下的1949年之后，就没必要这样做了，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土改“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本来通过和平手段也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却弃而不用，这说明毛泽东还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从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可以发现，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要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从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是非常勉强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就会一劳永逸地控制农村吗？但在当时，喻权域的话至少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伟大领袖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既然把土改当成了阶级斗争来搞，那么阶级斗争的残酷就会在土改在表现出来。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在土改运动中被活埋的地主富农。（网络图片）
我们可以从喻权域的这番话读出一种可怕的恐怖：土改干部这是在暗示、诱导、鼓励农民打人，而一些中央干部如康生坐镇的情况下，还有预先安排和逼迫打人的情况。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员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然，党的干部也有不用这种血腥做法的。比如，当时的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就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无辜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更可悲的是，农民享有土改的丰硕成果并没有多长时间，没过几年，“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教授语）
诚哉斯言！我只有为中国大陆的农民冲天一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