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本文摘自2015年第10期《炎黄春秋》，作者李建军，原题为《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页)同样，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与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相比，美军的牛仔们就显得有些粗野：“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但是，据“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同前，第309页)
在“二战”中，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苏军的强奸犯罪，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同前，第312页)
一
二战期间，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下，苏联军队一开始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与配合下，苏军才转败为胜，攻入柏林，占领了德国，并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了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
苏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据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说：“……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真实的数字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可能多达7万～10万起。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页)可见，苏军对妇女的强暴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时段、多地域发生的普遍现象。
旅德学者朱维毅博士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叙述了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的强奸犯罪行为，详细记录了普通德国居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伤害。一位脱下军装的德国士兵斯奥莫回忆说：苏军进入柏林，经常将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后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见之于那幅著名的将红旗插上帝国大厦的摄影镜头中的一个细节：举着红旗的苏军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后来，拍摄这幅照片的塔斯社记者哈尔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306～307页)。
在罗塞尔市一家医院里工作的阿诺特尼登楚博士，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苏联人献出手表和烈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苏联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苏联人大怒，用脚狠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脱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同前，第314～315页)一位叫兹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忆录《大逃亡》中写道：“苏联人要把女人们都带走，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套间，他们把母亲往里扯，我们四个孩子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结果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母亲强奸了。为了确保我们不叫喊，苏联人多次朝天开枪吓唬我们，那枪口喷出的火焰至今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同前，第316页)苏军甚至不放过儿童。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也曾遭受过苏军的强奸，那年她才12岁。苏军的强奸甚至到了不顾“阶级友爱”的程度。他们竟然极其放肆地强奸了一位配合苏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市长的母亲：“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党员，蹲过纳粹的监狱，曾对苏军的到来充满期盼。苏军占领东普鲁士后，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党员来管理城市，马茨考夫斯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市长。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并无管理的实权，他甚至不能约束苏军普通士兵的强奸行为。他曾经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妇女免遭‘苏联同志’的蹂躏，但最终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保护。1945年的圣诞，他的老母亲惨死于苏军士兵的强奸。”(同前，第318页)
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的，是德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他们的调查工作耗时5年，采访了许多受到苏军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占领柏林后，共计19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同前，第316页)还有十几万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后残忍地杀害，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忍受苏军暴行而自杀。
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甚至，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共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出生于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二
苏军在盟友国家也同样进行严重的抢劫、强奸和滥杀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随即就发生了“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而几乎同时进入南斯拉夫的英国军队，则“没有那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遏制这种野蛮的行为，铁托“用非常和缓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联的军事代表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尔涅也夫却“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大喊大叫地说：“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和中伤……”(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页)事实上，根据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苏联红军进来没多久，“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人事件发生。”(同前，第68页)时为南共领导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愤地说：“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苏联代表诬蔑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随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发飙了。他颟顸而失态地数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泪痕满面地喊道：‘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吉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泪。……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苏联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话题上来。”(同前，第73页)
1945年4月，为了签订苏南两国的同盟条约，吉拉斯再次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谅解他，很长时间里，与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别墅里，等到气氛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斯大林才觉得可以结束与吉拉斯的“争执”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开玩笑地建议吉拉斯为红军干杯，而吉拉斯则错会了他的意图，建议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吉拉斯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这才问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么事”，就在吉拉斯解释的过程中，斯大林打断了他：“是的。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页)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苏代表团讲过类似的话：“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红军，是的，它应该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将来不会对红军感到失望。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这些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战斗中跋涉了2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太多的让他们悲伤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没有什么头脑的士兵的行为是丢人的，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失望了。”(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第363页)斯大林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隐隐然流露出故意纵容红军的隐秘心理。红军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们的“心肠变硬了”，那就要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和有效的纪律制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不丧失高贵的人性，不丧失革命军人的教养和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荣誉感，不辜负那些被解放的“阶级兄弟”的期待和“赞扬”，不要让那些尊敬他们的人“失望”。苏军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和强奸，斯大林明明知道，却利口捷给，巧言曲辩。
三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抗战胜利后，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丁群：《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
然而，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斯大林“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页)至少，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他以默许的方式，放纵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事实上，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页)。
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面前，他也经常“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每当喝醉酒时，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页)1931年夏天，她终于忍无可忍，与斯大林吵了起来：“你是个虐待狂，你算个什么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页)在女儿的回忆中，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9月，第132页)。1932年11月，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射中心脏部位，年仅30岁。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元首的意识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历史已经宣告，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能回避，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