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自杀(二) ——一个案例研究(图)

2015-11-21 21:19 作者: 周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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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泽东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妹三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产——实际上,新中国的教授穷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家产”也者,不过就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像“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期间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的帮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11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受罪。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恶劣天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人好些,不像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挨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五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的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复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里头,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沪”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那个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座蜂窝煤炉,山风呼啸着,冷得象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去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五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二十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当时的什么黄丽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小平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七六年,周恩来逝世,邓下台,“四•五”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伙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无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的大儿童,在俄语系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爪牙们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则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拼死拼活地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画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等人,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淡,谁会有什么积极性?像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周忠钰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名叫周忠铉)“四•五”时去天安门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被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刻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戴珊,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送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张小军处保存,第二天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里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间屋,只剩下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弄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呛,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形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付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七八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便被我骂了出去,这在那个文革的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诉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而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看到母亲脸面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

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

1989.12.17-18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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