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敢挑战毛泽东的斗士刘文辉(下)(图)

五七斗士

2015-12-06 09:29 作者: 刘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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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全家都在苦难中

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距离第二次被拉出批斗十天,看守一声高叫:“1548,整理好东西!”302室难友都知道我将出去了。我把一些日用品及几件衣服留给三座胡兄,临走又脱下三哥那双高帮军靴,留给他。三座胡兄一向同情鼓励我,且像辉哥一样有思想有才华,我真有点依依不舍。胡兄紧紧拥抱我,祝贺我“自由”,低声叮咛:“兄弟,要活下去!一定能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那一天!”此前,胡兄已预测我将回原单位,但少不得顶着“现反”帽子。进入1969年,上海第一看守所“入住率”越来越高,每一监舍增至15人。胡兄分析,全国监狱已人满为患,为腾出空位给不断涌现的新增政治犯,当局借“六厂二校”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不得不清理一批已结案的轻犯。像我这样在看守所滞留较长的未决政治犯,可以放到社会上去,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深刻体验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否则,那些新生的“现反”,抓进来关哪儿呢?只能“长江前浪让后浪”了。

胡兄还睿智地估计我出去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谆谆嘱咐,反复说“活着就是胜利!”我与胡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成了思想密友。分别在即,我一再感谢他对我的照顾与鼓励,万分留恋。谁料这一分手,竟成诀别。

进来两年三个月余,终于迈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门,回到熟悉的日晖四村12号。可二楼16室已被造反派“征用”,只得跻身底楼四室大姐家中。

回到家中,“反革命”也罢,“管制”也罢,总该比蹲监自由一点吧!可我一进家门,年迈双亲满头白发、目光呆滞,竟无一丝笑容。老父亲的弯腰驼背更厉害了,眼瞪瞪地端详我许久,枯皱的嘴唇翕动着,不知说了什么。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母亲眼泪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还是悲惨伤心,只低声说了一句“文忠总算回来了!”邻居老老少少,包括几个戴红袖章的造反队员,一齐拥到12号门口,一些人还踏在门框上,乱哄哄地指指点点:“刘家小囡回来了!”“文忠出来了!”“去,去,去!看什么西洋镜,还不是里弄里多了个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亲颤抖双手,轻轻掩上家门。

晚饭后,我顾不得老父母要早点休息,也顾不得自己明早六点得按规定进厂报到,急急向父母与大姐询问我们被捕后的家中情况。提到辉哥,一家人失声痛哭,从父母与大姐断断续续地哭诉中,我知道了两年多来家里经历的一系列恐怖。

1966年11月27日,我与辉哥一起深夜被捕。三姐文珠正在上海休产假,住在楼下四室,睡床上面一扇小窗,正对楼梯,二楼16室就是我与辉哥及父亲的16室。那天夜里,三姐心里慌慌,临睡前见辉哥一直抱着小甥女彤蕾呆坐两小时,便有一种不祥预感,上床后久久难以入眠。午夜时分,起风了,12号大门被北风刮得乒乓响,寒流一阵紧一阵,三姐的心也阵阵抽紧。她只听楼梯上有人跑上走下,并无汽车声,估计今夜不会有什么事。可天还未亮,凌晨五点,老父亲下楼,呆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父亲说大约晚上十一点来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又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到凌晨三点多,拿走文辉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问父亲,他们两兄弟究竟干了些什么?父亲说,几个月来文辉一直在写东西,写完后东藏西藏,他劝说也没有用,自己一直担心要出事,终于发生了。

三姐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已有不祥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最后见一下兄弟?三姐慌忙查看从陕西带回的传单以及兄弟串联带回的资料,统统塞进婴儿尿布堆,怕再连累两兄弟。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你二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上前问:“唐同志,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到忠弟的秋衣秋裤洗掉了,文辉也是一身两用衫,兄弟俩怎经得住天寒地冻?便问唐民警什么时候可以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的。一家人都没想到辉哥会写那么激烈的匿名信,三姐安慰双亲,叫他们不要太担心。然后为辉哥与我准备冬装与被褥。

辉哥一向清贫,被捕时衣衫单薄,三姐专门为他新做一件棉背心。辉哥患有严重鼻炎,三姐又买了些滴鼻药水。大约过了一星期,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送棉衣被褥。三姐一直担心我们会在牢监里被冻坏,何况九弟文忠还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一起唠叨挂念,说着说着,一家人都纷纷落泪。

家人回忆告诉我,辉哥被杀,恐怖的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周岁的彤蕾(三姐女儿),刚从医院看病回家,只见一大群邻居,拥在我家12号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日晖四村居民,还有旁边市民新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我家房后花园篱笆都被拥塌,花草遭践踏,还有人把底楼四室门窗砸碎,一批人声嘶力竭发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高叫:“快快交出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老父刘宗汉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戴“反革命分子刘宗汉”的高帽,“刘宗汉”三字照例被打红叉,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上写“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再用墨汁写上“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某某处无一不打红叉叉。父亲已被“革命群众”斗得头破血流。

面对家门口的“现场批斗会”,母亲紧抱大哭的小外孙女,坚强挤进人群往家里走。这时,一些造反派与小孩抓起泥巴或垃圾扔过来,母亲急忙用身体护住怀抱孩子。造反派强行押母亲去陪斗,一个好心邻居阿奶,挤上去从我母亲怀中抱走小彤蕾。大姐惊恐得跺脚大哭。大姐十四岁的大儿子,上前保护跪在地上遭打的外公外婆,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一通。另外三个六岁、八岁、十岁的外甥,吓得躲到床底,浑身发抖,大哭不止。

混乱中,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掷出刘文辉的判决书与法院通知书,蛮横地向母亲索要“子弹费”。母亲忍着眼泪,默默拿出二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煽动革命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呼喊口号、革命义愤、围看热闹,毕竟需要体力支撑,革命群众终于革得累了、疲劳了,人群渐渐散去。可晚饭后,底楼四室门窗不断遭石头袭砸,又有革命群众向我们表示“无产阶级立场”,直至所有窗户均被一一“表示”。大姐只得用床单挂在窗上,稍挡春寒。

一家人围在电灯下,大姐颤抖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一边哭着,一边轻声念给父母听。

最高指示

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反革命犯:刘文辉,男,现年三十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日晖四村十二号。现在押。

案由:反革命

刘犯文辉原系反革命子弟,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二年蒋匪叫嚣反攻大陆时,刘犯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六六年案发从宽处理管制三年。但刘犯仍坚持与人民为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申张正义,崇扬真理”。公开煽动地、富、反、坏、右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暗杀活动,占领我党、政、军机关,夺取枪支弹药,进行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刘犯又指使其弟刘文忠(另案处理)到广州等地探听边防情况,企图偷渡投敌,进一步从事反革命宣传鼓动。

上述罪行,有同案犯的供词以及查获的反革命“十六条”等为证,证据确凿,刘犯亦供认不讳。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刘犯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发出

民警扔下的另一张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

“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遭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接过这两张夺命纸,抖抖嗦嗦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了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惊惶失措,一个个呆坐到天明。

第二天,“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我家弄堂口和12号门墙上。此后几个月中,整个日晖四村288户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与一批批闻讯赶来的“参观者”,天天围着我家指指戳戳,说长道短。老刘家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全上海“杀、关、管”的典型户,免费参观的政治动物园。

从此,父母进出家门经常遭人骂,丢石头,还有小孩泼脏水,母亲都无法外出买菜购物。

文革以来,红卫兵反复抄我家,造反派一次次批斗丈夫,儿子被杀、被关,母亲一一咬牙挺过来。但灾难远未结束,不久更惨痛的事又发生了。最后一击是大姐单位江南造船厂将我家二楼16室强行没收,理由是这家出了三个反革命,一个被镇压、另一个被关押、还有一个被管制,“管、关、杀”齐全,尤其这个反革命老头,还有什么资格居住工人新村?必须扫地出门。造反派把我家所有东西,家具、衣被、生活用品通通扔到门外路上,一些人趁火打劫哄抢东西。父母欲哭无泪,走投无路,叫外甥快通知其母亲。大姐急忙从厂赶回,帮助母亲抢回财物。造反派威胁大姐,必须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里弄专政组也要家属站稳立场,不准同情反革命。姐夫为了保护四个孩子,开始拒绝老丈人进门。一个堂堂三十年高级白领,一个为了爱国不愿赴台留港的金融人才,一个积极支持儿子参加地下党与抗美援朝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长叹:“我刘宗汉‘爱国没有好下场’啊!”斜土路日晖四村12号全楼24户人家,清一色江南厂工人阶级,监督“反革命刘宗汉”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本质。白天,外甥们不敢当着革命群众的面给外公送吃的,晚上乘没人注意,偷偷送东西给外公。这一时期,乃是我家最惨不忍述的一段岁月。老父株连了九个孩子,三儿子文辉刚刚被杀,小儿子坐牢不知何时出来,长子在无锡农村被“内控”,四儿子进了学习班,五儿子隔离审查。小女儿远在陕西,已出嫁的两个姐姐虽在上海,但无能力保护母亲,只有向外地党员干部的二哥求援,他家是母亲惟一的安全小岛。当时,中共的阶级斗争把整个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父亲扫地出门后,随身只带着三件专政组规定的工具——大扫帚、垃圾畚、挖阴构的铁锹。他流浪在新村街头,晚上只能龟缩在楼梯墙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外甥偷偷摸摸给外公送吃的,或送替换衣服。一周后,父亲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墙角,派出所与里弄专政组怕出人命,强迫姐夫接受老丈人,父亲才结束不堪的“门外流浪”。

1967年辉哥被杀后母亲第一次逃往苏州,以帮二嫂带新生儿为借口。可母亲离家不久,一份公安通知就到了二哥苏州居住区。二哥虽是孝子,但更是个党员干部。一贯的党性原则使他深陷两难选择。是孝敬父母还是忠于党?是听毛主席教导还是听父母的话?忠孝两难全。二哥还来不及大义灭亲划清界限,二嫂却抢先一步。二嫂是苏州101部队医院护士长,也是党员军人。101部队革命派在家属大院贴出大字报,勒令“反革命婆娘滚出去”,还组织围攻施压,为了军籍党籍,二嫂迫于压力,沉下脸把婆婆赶回上海。她的这一“驱婆事件”深深刺痛我们兄妹,造成几十年的隔阂。文革结束刘家三件冤案获平反不久,四哥陪我专门去苏州探望二嫂一家,想挽回以往隔阂,料想不到二嫂赶我们二兄弟出门,引发一场争吵,从此刘家几十口人至今与二嫂无来往。我们不理解究竟是她受阶级斗争余毒太深,还是心里有愧欠。倒是她的二个儿子成年后对中共与文革有了不同于母亲的认识,很敬重牺牲的三爷叔。

被赶回沪的母亲,不堪忍受地狱般的“里弄专政”——随时随刻会闯进来开批斗会,她更不忍心看到丈夫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不久便又逃往陕西三女儿家。三姐夫是西藏公安干部,作为军属家眷,多少可躲避没完没了的批斗。三姐交大毕业主动申请到“小三线”国防单位,陕西省宝鸡附近的大山沟里,相对与世隔绝。在三姐的庇佑下,母亲总算躲过了文革最猛烈最惨酷的年份。

母亲曾默然告诉我:文革中她面对“被杀”,“被关”、“被管“的三位亲人惨烈遭遇,如果不是带着三姐天真活泼的独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难以支撑下去,走上绝路。

我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他们痛苦回答:“这种年头,哪有胆量去要骨灰?”父亲含泪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倒也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夜已很深了。父母、大姐边泣边诉,恐怖岁月从他们口中汩汩流出。听着亲人叙述,我心潮难平。辉哥没有骨灰、没有坟地,也没有人敢为他清明上香。苍天啊,这就是你给予他的待遇吗?!我对着窗外黑夜,伫立良久,暗暗发誓:“三哥,兄弟我将来一定要为你申冤,为你树碑立传!”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资料,无法获知辉哥被害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可以断定,对辉哥的迫害过程极其残忍,当局不敢公布。

2000年以来,因写这部回忆录,我查找了不少文革义士的资料,如张志新、遇罗克等。但这些文革义士反文革、反林彪、反四人帮,但不反毛,或曰不从根本上反毛。他们最多轻微反毛,更没涉及反共。刘文辉与林昭则既反文革也反毛,甚至反共,而且是彻底反毛反共。因此,文革结束后,尽管中共改革派出于反文革这一政治需要,必须抬出几位“反文革义士”,只能找到反文革不反毛的张志新、遇罗克,决不会找到刘文辉与林昭。事实上,从反毛反共的激烈程度上,刘文辉超过林昭,这也是刘文辉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官方“认可”,而林昭却得到“有限度宣传”。我的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却至今尚在绝大多数国人视野之外。反毛之所以至今仍为禁区,当然是反毛连着反共。中共当然不笨,“彻底反思文革、等于批判共产党”,“清算毛泽东、等于清算共产党”。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文革宜粗不宜细”,号召“淡化”,最好“淡忘”。文革博物馆自然不可能由中共建造。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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