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字少川。英文名“ViKyuin Wellington Koo”。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博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之后历任我国驻法、英、美公使、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等职。民国七年，顾博士代表我国出席巴黎和会，在开会期间，为山东权益慷慨陈词，一鸣惊人，展露了他个人的语言天份与政治长才，也博得了和会主席及与会人士的一致叹服。
顾博士是杰出法学家、外交家，但他对于鬼魂、幽灵、第六感等许多超自然现象仍抱有浓厚的兴趣。虽然科学家们大多数认为鬼魂之说是迷信，但他认为不尽是迷信，总有一天灵魂现象将会被解释明白。他从海牙回到纽约，在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曾对好友们叙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奇妙故事。他在七、八岁时，跟随祖母住在江苏青埔。有一年，他的祖母病得很沉重，眼看就不行了，全家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兄弟更是彻夜都守候在祖母床前。到了半夜，小兄弟俩正昏昏欲睡时，忽然听到祖母在说话，他们急忙奔到祖母床前，只见病了将近月余不能说话的祖母，居然喃喃地讲起话来，更怪异的是，竟然不是祖母平日的口音，而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于是他们仔细地聆听祖母到底在说些什么。
“阿二、阿三（顾博士兄弟的乳名），牛头马面来捉拿你们的祖母，可是灶王爷不答应。你们赶紧下楼，到厨房去拿一口大锅盖在地上，然后在天井里烧香拜拜、焚纸钱，并把家里的大门打开，迎接你们祖母进来。”这件事虽然很蹊跷，可是顾博士当时年幼胆怯，也不敢不照着话去做，只好硬着头皮，一面发抖一面到厨房将锅取下，上香烧纸钱后，急急忙忙把大门打开，又飞快地关上，深怕跑进了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等他们又飞快奔上楼时，只见祖母已经在床上坐起来了，嘴里还不住骂他们兄弟做事草率，门关得太快，害小脚的祖母在门口跌了一跤。歇了会儿，祖母又说：“我赶路时，弄脏了绣花鞋，你们赶快帮我把鞋脱掉。”其实祖母睡在床上根本没有穿鞋。可是他们还是象征性地在祖母的脚上摸了一把，好像替她脱鞋一样，他们的祖母也就满意地睡下了。
才睡不久，他祖母又忽然坐起身来焦急地说：“哎呀，糟糕！刚才小鬼们没有捉到我，听他们说，好像又回头去找姊姊去了。你们赶紧派个人去瞧瞧啊！”因为顾博士祖母的姊姊住在距离三十里外的邻村，大家就安慰她老人家早点安歇，明儿个一大早再找人去打听。没想到第二天刚破晓，就有人在急急地敲门，原来是一位拿着鸡毛信来报丧的。据来人说：顾博士祖母的姊姊本来好好的没有病，昨晚深夜时忽然大叫一声，说：“这样子就去啦？”不久就断气了。顾博士全家听了不胜骇异，才相信昨天夜里他祖母说的是真的。
顾博士说：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不由人不信。他并感慨地说：“宇宙之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那都是不能以科学的眼光去衡量的！”
民国的奇事，还有土匪“盗亦有道”。1913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民国才刚刚建立，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素净。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行旅惶然，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下来，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通过对各种提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布贩、丝帮则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
接下来，会议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贯彻执行，情况很快就开始发生变化：路上开始有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以后越来越多，川陕大道竟就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旅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据过来人说，比地方政府、县太爷治理得还有效。
这是个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学者用它阐释过深奥难懂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道理。第一，土匪征收的“税率”适中，不收“过头费”。试想，如果行人还是像以前那样负担沉重，他怎么可能愿意回来重走这条路？第二，土匪也讲信用，严格按“税率”征收，决不超收，违规自我处罚。这种事儿真的发生过。某日有行人告发小匪重复收费，匪首竟就把那个家伙拉过来毙掉了，处理得比警察还要严厉。这是一种难得的纠错意识。匪首所做并不过分，否则商旅们凭什么相信你是玩儿真的？第三，不吃独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费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服务”，收费的权力和所尽义务有对等之处，商旅自然愿意交费，因为他也得到了好处。第四，在终止老办法、实行新规定之间的这段过渡期内，土匪们不得不饿几天肚子，土匪头子还得先期给大家投入点饭费之类的“成本”，耐心等着境况的好转，这些平时骄横惯了的土匪们竟也做到了自我约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样啃“窝边草”，土匪们最后怕是只有西北风可吃了。
后来，土匪们又把这个“重要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据史料记载，效果也蛮不错。广汉素产土匪，农民怕收成被抢，不敢种地，因此遍地荒芜，农业产量经常不足，当地贫困便由此而起。这时想通了某个道理的土匪就向农民保证：以后我们不抢你们了，你种地一亩地，我收一斗谷。据吴思先生说，当时成都平原每亩的产量是两石，只收一斗，“税率”5%，低率征收，比政府收得还少。跟川陕大道上的做法一样，土匪收了这笔保护费，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复收费。如果有人敲诈勒索，只要农民告发，必严加追查。如果有别的土匪过来抢劫，老土匪负责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这里人口又慢慢聚集起来，农产增加，农民生活也有了些许改善。
“仍是暴力掠夺，但已非刀刀见血”。这些陈年烂谷子的往事，得自当年做过袍哥大爷的侯少煊先生的《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一文。虽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资料》，也有几分可信度。
或许大家还记得《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德国商人辛德勒在二战期间营救犹太人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可中华民国也有个辛德勒，他在驻维也纳期间至少救了数千犹太人的生命。已故中华民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在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任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1930年代中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居住着约18万犹太人。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到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就被送进了集中营。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国即可被释放。许多犹太人想去美国，但美国对奥移民名额已满，而且还要求申请人必须出具经济担保；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尤其是1938年7月13日法国埃维昂会议后，32个与会国家都拒绝收容犹太难民，使奥国犹太人的处境如雪上加霜。他们每天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移民，然而，多数国家都拒绝伸出援手。
一位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连跑50多个总领馆，都是失望而归。1938年7月20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走进了中华民国总领馆，没想到这最后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里，他一下子就为自己和家人办妥了20份前往民国上海的签证，成功逃离了维也纳。格罗斯费尔德一家也是这样逃出来的。当时身为银行家的摩里斯·格罗斯费尔德已被关进了集中营，但他妻子斯塔拉拿到了全家去民国上海的签证，在向纳粹当局出示这张移民证明以后，摩里斯被释放了，一家人平平安安来到上海。
当时的民国上海已被日本侵占，事实上不需签证即可前往。签发上海签证的总领事何凤山博士也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签证，但是，这名义上的签证可以作为犹太人移民国外的证明，是他们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就能在中华民国总领馆得到签证。于是，中华民国总领馆前每天都排起了长龙。何凤山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陈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陈介是坚决反对给犹太人发签证的，他马上从柏林给何凤山挂长途电话，命令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并未从命，继续我行我素。于是，他被以非法卖签证的罪名受到了上司的调查。但调查一无所获。
何凤山顶住了上司的压力，纳粹当局却没放过他。他当中华民国总领事还不到一年，纳粹当局就以总领馆租用的是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并未退却，他将总领馆搬到了维也纳一处小得多的房子，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掏，继续坚持给犹太人发签证。
从1938年就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今天还难以考证，但犹太幸存者提供的一些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颇能说明问题。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1938年7月20日时，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间4000多名犹太人被捕，前往中国总领馆申请签证的人越来越多，何凤山签发的签证也就更多了。如此算下来，他发的签证至少也有数千份。许多人凭着前往上海的名义签证，逃往了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地。有一本书曾专门记述了400多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上海的签证，几经辗转，逃到巴勒斯坦的经历。
何凤山救助了数千名犹太人，但这一壮举在1997年以前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据何曼礼说，她父亲从来都是平常心态，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正因如此，何凤山很少提起此事。他在给一儿一女起名字时，儿子叫“曼德”，女儿叫“曼礼”，这“德”和“礼”两字正是作为父亲对儿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
1997年9月28日，96岁的何凤山博士在美国旧金山去世，曾当过《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为他父亲写了一个讣告，其中提到父亲曾在中华民国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报纸上刊出后不久，何曼礼接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的电话，向她询问何凤山发签证的事，何曼礼说在父亲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忆录中，提到过此事。
这位历史学家艾立克他说，两年前，在犹太人圈子里，没人知道何凤山博士的名字。而现在，他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讲述着何博士的故事。因为经过发掘才知道，有不少目前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就是被何凤山救的，其中包括伊斯雷尔·辛格。他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在全美各地拥有许多家医院，总床位达27000张，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先生曾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艾立克激动地说，“就像辛德勒一样，何博士的故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他将成为一个让中华民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华民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而民国新闻自由的宽松，对于当今大陆的人们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奇事。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是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据著名教育家信力建的博客中介绍，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1931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于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于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轻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着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后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着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