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和她的朋友观选台湾大选(知情者提供)
【看中国2016年01月30日讯】（看中国记者夏言采访报道）台湾大选1月16日尘埃落定。一如往年，许多香港政党组团赴台观选，大陆民众也不例外，关注台湾的大选不输给香港民众。此外世界各国也都有人来到台湾观选，虽然彼此政治立场有别，但观选后就台湾民主发展比香港先进已经达成共识。美国匹兹堡文学杂志sampsoniaway的专栏作家廖天琪女士，应邀参加了这次观选，29日《看中国》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廖天琪女士，我们来听听她的看法。
记者：您有观选这次的台湾大选，是吗？
廖天琪：我们是欧洲的一个小的团体，人数并不多。有一点特色的是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位德国的议员，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原来的地位比较高，他是国防部的副部长，他一直支持我们在欧洲的民运，所以这次他也在被邀之列。另外，还有一位日本的议员，他也是在议会里面地位比较高的，也是刚刚退休，所以我们这个团稍微有一点国际性。
记者：您就相关问题写了评论，您在评论中说，希望今天的台湾是中国的明天，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呢？
廖天琪：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青年时代的感触很深，那个时候蒋介石先生还没有去世，作为年轻人我感觉到这种压力，一种不自由的感觉。比如说我为我们的校刊写文章投稿，因为写的东西有点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议题，我那个时候是带有批评性的，因此常常被退回来，他们也不说原因，这等于就是审查制度。
大家都知道，在蒋介石年代是一个威权政治，到了他去世后，蒋经国接任以后，台湾虽然经济已经起飞了，但是还是不属于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制度。直到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对台湾实施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取消了戒严时期的戒严法，同时实施了开放党禁和报禁，这一巨大的历史上的一步，使得台湾很平和的很平稳的从一个威权政治进入到自由民主的体制。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国外，这个过程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这么多年过去，我发觉台湾逐渐的从一个非常生硬的一个民主制度，过渡到一个成熟的一个议会制度，因为在90年代大家可能在媒体里面阅读到台湾立法院里面的议员打架，跳到桌子上，互相对骂等等，都成为一种笑话，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我今天再看台湾，我认为不仅是政治方面成熟了，还有新闻自由也是到了一个可以跟长时间实施民主的西方社会来比美了，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欣慰。同时，台湾的普通民众，他们这种意识的觉醒，也是让人非常吃惊的。当然我没有去南部，但在台北这样一个城市，你走在路上跟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开店的人，或者是普通的学生，你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每一个人都头头是道，都有一些对局势的看法，对政治的看法，对政治的批评，对政治的不满，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
同时，我认为台湾民众的整个素质也有所提高，这么多年过去，大家都相当的有教养，非常有礼貌，非常的客气。你走到台湾的街道，你会有一种很熟悉，又很舒服，又有人情味的感觉。我这个感觉比较深刻，因为我常年居住在国外，西方社会大家都知道，普遍很有礼貌也很客气，言语有修养，这个在西方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并不是这样，我很少去中国大陆，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不让我进去了。可是听经常回大陆的朋友说，在这方面，大陆还是非常需要改进的，我只能说我到台湾，有这么多的感触，一方面是在政治层面的，社会方面的，一方面是在普通人民的素养方面，我的感触，确实是比较深的。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了，您观察台湾民众的变化，在文章中，您说，在台湾也解逅从香港来此观察的大学师生，发觉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一代有着共同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强大的共产专制政体的中国，头上顶着这一片重墨的乌云，那么您觉得台湾民众和大陆的民众在思想和很多的一些方面有什么不同？
廖天琪：台湾和香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所以有一些特别。香港直接接壤中国，你跨过深圳这条线就可以到中国。从法理上，香港现在已经是回归中国了，它在行政和各方面跟中国是一体了。但是，香港这么长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英国的法律和政治的行政的这套体系都曾在香港实施，所以香港从历史到地理上，有它的特殊点，这个当然跟台湾是不同的。
由于这个特殊的状况，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比如说从1997年到现在，也已经将近20年了，现在的20多岁，30多岁，即使他们不完全的亲身体验回归之前和回归之后的差别，但是他们也能够从他们的父母辈感受到这个变化。
香港从回归以后确实变化很大。在新闻自由尺度上，自我审查的这一方面，在学术教育方面，都有一些改变，一些变化。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他们试图进入到香港的教育体系，比方说在教科书方面，在教育方面他们试图去影响香港原来的比较相对来说自由的园地。在中学、小学、大学方面，在聘用人员方面和其他的总体的教育体系方面，大陆事实上也是试图去影响，这种等于是从各个方面开始收缩。
同时，中国大陆的人可以直接到香港去自由行，进进出出购买商品等等，香港人是感同身受的。这一步现在已经慢慢扩展到台湾去了，我们也知道台湾近些年来，从90年代的小三通，慢慢发展到现在的大三通，通邮、通航、通商等等。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感觉到中国大陆已经介入台湾的政治、社会和各方面的生态里面。不说别的，普通的民众感觉到，大陆来台湾的旅游客很多，他们观察到大陆来的游客，他们的言行，还有他们的各种表现，他们觉得很陌生，跟台湾不一样，有一些不大好的习惯和这种做法，也让台湾的民众感到隔阂是蛮大的。
还有更高层面的，政治层面的两岸的贸易，商贸方面，签订的一些协议，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有危机感。
他们认为这虽然只是商业上的一些合约、协议，事实上对于台湾造成一种威胁，他们有比较重的危机感。简单的说来，就是台湾的知识界和民众，他们认为，由于两岸的经贸的往来过于频繁，还有各种协议的签订，使得台湾的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大陆，这就形成一种危机，所以不少人认为，中国大陆不用一兵一卒，不用飞弹导弹来威胁台湾，来用其他的方法，就可以使台湾社会形成一种恐慌和不安甚至与紊乱。这种推断一点都不过分，至少对台湾来说，事实上两岸现在的这个政治和经贸方面的来往所形成的一种威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人才外流，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与高中毕业的，他们到中国大陆去求学读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大陆求职，这是一种人才外流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越来越加深整个的这些变化，使得台湾的危机感越来越重。这种危机感的爆发就是2014年春季的太阳花运动。
那次的运动事实上是台湾的社会，等于说进行一种反思，我不愿意评价那一次的运动是好还是坏，因为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词语来定性。但是，整个的运动反映了社会里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对于两岸的交流，两岸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质疑。当然他们用的方法是一种学生的运动去占领整个的立法院，一个非常极端的一种手段，但是，整个的运动使得台湾社会的人，朝野人士都进行反思，当时主政的国民党，他们的反思显然不够，所以埋下了后来反对党，民进党和第三势力，为他们种下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一次大选的第三势力，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由年轻人组成的政党，他们居然在一年之间，跨过5%的门槛，直接进入议会，现在取得了5个议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里面的这种活力，这种自我更新的活力，这是香港的年轻人一定感觉到非常羡慕的，因为在香港没有这样的机制，他们有他们的立法院，而中国北京政府事实上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去控制其中的一部分的名额。我相信这一次到台湾去观选的香港的年轻学生和老师们心里一定很感叹，觉得台湾是多么幸运，因为台湾人甚至于非常年轻的人，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同时诉诸行动，并能够得到实现。
记者：这一不同，跟台湾和大陆的本质，体制是否有关联呢？
廖天琪：是，这是直接关联的。
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两岸三地，他们的本质上，当然是有不同的，所谓的本质，我们是从政治层面来说，大家都很清楚，用比较俗的话来说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们事实上走的是一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家经常用国家的权利介入整个的经济制度，整个的经济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由市场的去向决定，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生产，生产多少，怎么样分配市场，还有劳资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有一定的自然形成的一种调节机制。而在中国，这种天然的调节机制是不允许被存在的。
比如说劳资之间不能坐下来对谈的，对谈国家可以用行政的权利来干预。比如说工人不满意，我们常常看到爆发很多的这种抗议，并不是说劳工抗议他们的工资太低，或者是工作环境不好，但是马上（中共）就派军警去镇压了，没有真正的对谈的这种机制，事实上是非常荒谬的，由国家直接介入，用他的行政权力来干预。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想普通的民众，如果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公平的情况，媒体可以报道。中国大陆又没有新闻自由，它受国家的限制，可以在社会公正这一块发挥作用的新闻自由是缺乏的。
在西方社会有这个社会公共的空间，大家可以进行讨论，不好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腐败的事情，或者是不正义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媒体会站出来揭露这些事情。但是这么重要的一块空间，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是缺乏的。
那么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是这么乖了，我们常常说有一些所谓的刁民，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刁民，他们是普通的民众，因为看不惯有不公平的事情出现，他们就走向街头。你把我的房子拆了也不给好好的赔偿，你在我的农田前面建立一个化学工厂，每天排这种污染的水，污染土地，污染我们的空气，那么我们当然要站出来抗议，所以中国有不断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的运动。
这种情况，当然在香港和台湾是不大会出现，因为在出现这样的危机之前，已经有其他的机制来限制它，比如媒体会报道，比如在台湾这些工厂的建立，媒体已经报道了，民众已经开始抗议了，然后社会开始讨论了，它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去协调，事实上这都是非常健康的阀。我们说机器上的阀门，它可以先排放一些气，让它压力不会这么大，不会一下子就爆炸起来，中国政府自己就把所有这些阀门都关闭了，所有可以调节的机制都被它堵住了，所以就形成您刚才问我说，这个两岸三地，香港大陆和台湾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不同，我们都是同文同种的人，我们都有同样悠久的中华文化和历史，还有语言，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越走越远，为什么我们发掘本质上都不一样了，是因为这个体制造成的。
在中国大陆，人性善的一面没有办法发挥，而使恶的这一面极度的发挥，比如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常常有人说一个老人倒在路上，或者一个人受伤倒在路上，你千万别去帮助他，你一帮助他，他马上就抓住你说是你把他撞倒的，是你害了他的，你的好心得不到好报，你经过几次这样的，你说人心的善怎么能够发挥呢。
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地方，在台湾的社会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任何时候，你碰到困难，你走在路上，哪怕问个路，大家都会非常友好的来帮助你，不要说你突然发了疾病倒在路上，一定马上有一大堆人来帮助你。但是这要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
我要说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制度它是不好的，它能够把人性里面的恶极度的发挥出来，引导出来，而把人性里面的善、宽容，还有善良还有爱心都压制下去，所以我很担心，大陆和台湾在某些方面会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