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17岁，是北京清华附中高652班的学生，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那时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他们掌权统治了学校，批斗校长、老师，有的同学也被批斗，校园里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记得8月8日那天，我走进教室，心惊肉跳的看到，墙上贴满了批判老师、同学的大字报。“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对联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上，在一张浅黄色纸的大字报上面用醒目大字写道：“杨爱伦，你这个继承资产阶级反动房产主衣钵的狗崽子……”大字报里的内容前所未闻，并充满了上纲上线谩骂，类似的大字报还不止一张。看了大字报我很惊诧，杨爱伦曾是我们班的班长，她品学兼优，正直热情，是个学习好、唱歌好的漂亮女孩子。她怎么被批判成黑五类狗崽子了？她的父母怎么从教师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房产主了？她为什么遭到红卫兵的批判？同学之间有什么恩怨要这么上纲上线整她呢？
当时我自己在班里的处境也不好，因曾是团支书而被红卫兵称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帮爪牙，没有人敢理我，我只能一个人独往独来，我们是住校生，不能回家，感到孤独、抑郁，政治压力很大。在那个人与人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残酷年代，我当时不可能找人了解杨爱伦的情况，只能默默地观察着。
晚饭后，我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漫无目的走着，听到大喇叭里正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教室，看到一群人正在教室里，杨爱伦站在中间，周围有红卫兵及一些同学群情激奋的说着什么，我进来时他们正好结束，陆续散开了。
后来听同学们议论说那是红卫兵在批斗杨爱伦，她主要“罪行”是修正主义苗子黑五类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还打击革干子女某某某。某某某是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班文革领导核心组组长，响当当的红五类出身。
杨爱伦过去在清华附中上初中时曾任班长，1965年刚上高中时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她是知识分子平民家庭出身。早在文革前，班上有的革干子弟就认为，班干部、团干部都应当由干部子弟来担任，否则就是偏离了党的阶级路线。我们班在进行班委会选举时，有的革干子弟极力做工作，要把红五类出身的某某某推选为班长，顶替非红五类出身的杨爱伦。杨爱伦并不知情，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谁当班长”与阶级路线连在一起。文革开始后，有人揭发说杨爱伦曾说过：某某某看到XXX（我校红卫兵头头）的时候眉毛一挑一挑的。这话被上纲上线为打击革干子弟。红卫兵说杨爱伦是黑五类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有资产阶级思想，打击革干子弟，对她开展了阶级斗争。
若干年后我才听说，在批斗杨爱伦之前，班里有两个红卫兵头头曾专门到林业学院杨爱伦姐姐家，去找在那里休息的杨爱伦谈话，让她检查交代自己及家庭的问题，让她揭发老师、同学的反动言行，尤其要揭发教导主任谢德芳及团支书的问题。并对她说：“并不是想整你，要整的是团支书，只是让你揭发，但你态度不好……”那时杨爱伦才知道她们是有计划的整人，只是还没开始实施。后来杨爱伦回校了，被带到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员室，让她单独在那里写检查揭发，门口有班里红卫兵专人看管，不许出去，上厕所上食堂也被班里红卫兵押着；在被押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人向她喊“反革命低头认罪！”，有的初中班的“朋友”向她侮辱漫骂；宿舍里她床上的东西被随便乱丢，床上贴满大标语，什么“小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那些天她尽管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写不出让班里红卫兵满意的检查，她不愿说假话故拒绝揭发别人。
红卫兵对她的批判逐步升级，但具体是怎么筹划的只有班里红卫兵头头们最清楚。我们只知道8月8日那天晚上批斗她，是由班里两个穿黄军装系皮带的女红卫兵揪住她的两个胳膊把她押到教室的，在“反动派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的口号声中，批斗会由班里一个矮个女红卫兵小头头主持。红卫兵们让杨爱伦揭发万邦儒、谢德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对她指责漫骂，喊打倒她的口号，扣上一堆政治帽子；按着她的头让跪下低头认罪，还从后面踹她，杨爱伦挣扎着不低头、不下跪……
据说学校红卫兵一个头头曾到我们班说过杨爱伦太强硬了，批斗她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
那天晚上他们批斗完散开后，我坐在教室里默默看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班红卫兵头头某某某急急忙忙走进来，她说杨爱伦不见了，然后让同学们分头到楼前楼后、院内院外去找，让有自行车的同学单诗敏和我一起骑车去林业学院杨爱伦的姐姐家寻找她。
已是深夜了，细雨绵绵，我们俩冒雨骑自行车出发了。我们从清华附中西边的小马路向南走，路很黑，没有人，旁边一侧是圆明园黑乎乎的土山影，只听到雨打树叶沙沙的响声，我们一路无语，心情沉重，除了对夜路的害怕，对杨爱伦的担忧，还有对社会上斗校长、斗老师、斗同学的恐惧，不知哪一天会斗到自己头上，但为了寻找同学只能给自己壮胆往前走。
我们使劲蹬自行车，向着五道口方向走，快到五道口时有一条铁路，想到前几天曾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卧轨自杀，我心里顿时更感觉恐怖。这时前面不远处出现几个大学生，隐约听到他们在议论好像一个女学生卧轨，我们赶过去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却不说了，指着远处汽车尾灯红色的亮光说人拉走了，不清楚什么事。
编后：“文革”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16年是这场浩劫的50周年。
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 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我心里忐忑不安，感觉全身发冷，好在不远就是林业学院的大门，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雨衣的警察正在传达室窗外打电话，直觉让我们立刻奔了过去。警察拿出一个钱包让我们辨认，钱包里装有清华附中食堂的饭票，我们一眼就认出这个钱包正是杨爱伦的。警察告诉我们，由于这段铁路出过事，火车司机开得很慢，刚才突然发现一个白色身影奔了过来，马上刹车，人竖着倒在火车下面的铁轨中，人受伤了已送往北医三院。
我们到北医三院时，杨爱伦已经被送进手术室，从门缝可以看到手术室地上有一堆沾满鲜血的浅色衣服，正是杨爱伦的。
医院做手术的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杨爱伦所幸是竖着倒在铁轨中，但她的一个手被火车压掉两个手指，她的脸颊被火车下的锣钉掀起一大块皮肉，手和脸的残疾是难免的。这个医生很正直、富有同情心，他说这个女孩很年轻，长的也好，受刺激精神恍惚了，为了少留疤痕，他缝得很细，手术用的时间比较长。
我伫立在手术室门外等候，望着绵绵细雨的黑夜，想到杨爱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冒雨从学校里逃了出来，在漆黑的夜里去撞火车，我心里感到无限悲哀。杨爱伦的身体留下了终身残疾，心理受到了极大伤害，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摧残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脸上缠满了白色纱布、身上盖着白色床单的杨爱伦躺在手术床上被推出了手术室，她还没完全苏醒，被送往病房。
我们回到了学校，班里批判杨爱伦仍在继续，最醒目的是红卫兵写在教室黑板上的“闪电报”，说杨爱伦自绝于人民！红卫兵小头头在教室前面给同学们训话，她声色俱厉的说杨爱伦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自杀是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让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与她划清界限。
后来听医院医生说，班里红卫兵要揪杨爱伦回去批斗，但被医生挡了回去，医生保护了她，说她伤没好，不能回去。
……
令人难忘的那一夜已经过去四十九年，文革早已被否定。我们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各自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清华附中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了，似乎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当年的红卫兵施害者很少有人反思反省，更没有忏悔，除了刘向彤同学以外没有人向杨爱伦道歉。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说法，例如有当年的红卫兵现在的史学学者说“清华附中高652班的杨爱伦。她在8月8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据我向高652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不尊重历史事实、推卸责任的说法很令人诧异。杨爱伦被压掉两个手指是否轻伤暂且不谈，她受到班里红卫兵的批斗和关押是事实，她被批斗后精神错乱去撞火车也是事实，怎么还说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呢？而提供奇怪资讯的“高652班同学”有可能是至今不认错的当年的红卫兵施害者，也有可能是确实不了解情况的同学。这些奇怪的说法促使我要讲述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亲历者，应该将我知道的事实公布于众。
我在清华附中文革中亲身经历的那一夜尽管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那时所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我讲述这段往事不是针对某个人，也不是要追究某些红卫兵施害者个人的责任，而是要把发生在清华附中文革的那一夜记录下来，我所讲述的是文革中无辜同学被迫害致残的事实。文革是诱发人性恶的罪恶运动，扭曲了人性，残酷无情，给个人、家庭、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是一场浩劫！
我感到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要尊重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历史不能掩盖，教训不能遗忘。
编后：“文革”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16年是这场浩劫的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