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林则徐的评价有好有坏，有褒有贬。（网络图片）
可以这样说，从清代到民国，对林则徐的评价基本上是有好有坏，有褒有贬，“新中国”诞生后，林则徐的历史形象才发生变化。
在清代，对林则徐持坏评方面，一是政府始终认为边衅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当引起的，以致于三十年后当李鸿章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谈判取强硬态度时，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竟骂“李鸿章要做第二个林则徐!”二是清朝的时人笔记中，也有把林则徐视作国家致乱第一祸首的。“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里说：“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并且发恨说“参其肉其足食乎”?最后总结说“林则徐……于国家毫无裨益，若论肇开夷衅一节，古人重首祸，是其罪浮于裕与僧也”。
民国时期，具体来讲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对林则徐的评价也是有好有坏：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书中云：“林则徐身长不满六尺，而英光四射，声如洪钟，警敏精核，顾其早入仕途，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自吾观之，于腐败官吏中，而林则徐竟能不顾一切，毅然禁烟，虽其计划归于失败，而其心中，则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此书赞扬了林则徐的个人品德与毅力，但是却责备了他对外界的无知与蛮干。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书中云：“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但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大陆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大陆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林则徐具有两面性——对外虽有所觉悟，但顾及清议与名誉，掩饰夷情，听任士人继续昏睡。这种评价很不客气，但很客观!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书中云：“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这种论调打动了近今中国新史家的心感，于是发生所谓林则徐琦善优劣论，认定林则徐的对外知识赶不上琦善，自信太过，而琦善则是知己知彼。我们并不要肯定的说林文忠公具有完全的国际知识，然而我们也不便承认在这一方面琦善高出于林文忠公……即使林文忠公缺乏对外知识，而他的精神与人格仍旧是值得赞许的。”郭先生虽着重强调了林则徐的精神与人格，但不讳言林则徐对外界的无知。
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及相关史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林则徐的历史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了。最早的代表作应是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可能是民国学术界的遗留，虽然中共建政的历史学者都转向了所谓的马列史学(陈寅恪不转，就成了学术界的一面白旗，不批倒批臭不罢手)，但范氏著作中稀罕地保存了民国时的一些评价：“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不过，变化就在这里出现了，后面就是“新社会新说法”了：“在与外人实际接触中，林则徐逐渐改正旧思想，开始从无知进到探求新知，从严禁鸦片到奖励商船，他的思想是在向进步方面变化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地主开始有转化的倾向，林则徐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此处意思虽然有些模糊，但总体能看出，范氏举着阶级与主义等意识形态戳子正往林氏身上戳印。问题是，此处他谓之林氏进步的地方，落脚本在阶级与主义，但后面总结的时候，则玩了一个漂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在他的言行中，丝毫不曾畏惧英国的船坚炮利，他极畏惧的却是掌握着政权的腐烂势力。事实也是林则徐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而在政治上败于道光帝的荒谬指导和投降派的阴谋破坏。”
此处再次肯定林则徐代表进步，但跟地主之开明与资本主义之萌芽没了关系，倒跟人民扯上关系了——他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人民也不知招谁惹谁了，被人说靠就靠了；除此之外，还有昏君情结——道光帝昏庸和阶级斗争情结——大清内部居然有地主统治阶级想投靠外国!这些逻辑、事实、情理上都让人转不过来弯儿了。之后的书，民国传统扫荡殆尽，全成了“新社会新思维”了：
195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书》，评价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是他的行动，他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他本人阶级的限制，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林则徐领导的这一坚决的、彻底的爱国保民的运动，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
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历史故事》，书中云：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他一到广州，就把做鸦片生意的中国奸商抓了起来……广东方面，经过林则徐努力整顿，腐败的清军都成了能打仗的部队，广大人民群众，也已经组织起来，军民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的情绪十分高涨。……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沿海一带，协助官兵侦察英国军舰的活动，捉拿奸细，有人还假装到英国军舰上去做买卖，趁机放火烧船，或者配合官兵，里外夹攻……
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对虎门销烟评价曰：“这一伟大行动，第一次向全世界表示了中阔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百余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对后续行动的评价是：英国侵略者一再发动战争的挑衅并没有将林则徐吓倒，相反的是促使林则徐采取积极从事防御侵略的措施。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着手整顿广东海防，并开始了解国外情况……特别是林则徐有依靠民众的思想，他深信“民心可用”，确认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在林则徐的策划下，广东的防务相当的稳固。
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庄葳的《林则徐的故事》，书中云：做地方官时，林则徐做了不少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人称“林青天”；在广东禁烟，林则徐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抵抗英国侵略者，他能相信与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不但了解西方的情况和技术，还设法购买西方的大炮，学习敌人的技术来对付他们的侵略，这在当时也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首倡者；被投降派陷害后，他在新疆为开发祖国边疆、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他晚年镇压过人民起义，但是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却是禁鸦片，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林则徐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国桢教授的《林则徐传》。在自序中，杨国桢教授给林则徐的定位基本与来新夏教授相同：杰出的政治家与民族英雄，他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在近代历史上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评曰：“虎门销烟的壮举，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态，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振奋了民族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史简明教材》，书中云：“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奴役和欺压的一个伟大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与纯洁的道德心，它伸张了正义，大长了民气，谱写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光辉篇章。虎门销烟又是林则徐厉行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反对外国鸦片侵略的过程中，林则徐看到沿海的广大农民和渔民对英国侵略者‘皆动公愤’，认识到‘民心可用’、‘民心可信’。由于林则徐坚持对内禁烟，外抗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当地广大人民的抗英积极性，广东海防力量进一步增强，号令严明，军势壮盛，因而多次挫败了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书中说：“虎门销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侮的决心”。
在上述这些历史叙述中，虽然有些版本隐约中还保持了阶级斗争的思路，不忘提示林则徐乃地主阶级阵营中的一员，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重点突出的课题，所以林则徐的历史形象基本上定型为如下范式：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反帝爱国，抵抗侵略，改革开放的先驱，甚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云云。实际上，这其中有诸多课题不是这么简单，甚至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它不说，只说所谓的依靠人民、发动群众——林则徐在广东招募水勇五六千人，但在《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中对他们的评价是：“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一句话，在林则徐眼里，当地渔船蛋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别说贩卖鸦片了，就是把自家水果烧饼卖给夷人都是汉奸行为。所以在另外一个折子《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中，他跟皇上交待，由于渔船蛋户们都和夷船做买卖，咱也没啥好法，再三考虑，只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了：从他们中雇用一些人，让他们半夜乘船户睡得正香时放火，烧一船，即给一船之赏。若能延烧住夷船，则加倍重赏云云——简直是发动人民斗人民了。
与国内林则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鸦片战争直到现代，西方人对林则徐的评价一直是多元化甚至喜剧化或者小丑化的。比如美裔学者张馨保，对林则徐的个人品德操守给予了足够的好评，但说到虎门销烟，却是全盘否定，认为那是一场“虚幻的胜利”。比如林则徐禁烟期间给英国女王照会一事，在美国学者的笔下，是如此境遇：“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在其中，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遭遇被用来取乐。他们挥舞着滑稽的、夸张的手枪，把自己打扮成海盗。在遥远的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伦敦的笑料和一种娱乐。”
即使拿大陆的中学教材与台湾的中学教材作一下对比，也能发现明显的不同。比如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级《中国历史》教材云：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领导这场斗争的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云云。而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高级中学《历史》下册在讲到这段时，只简单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与销烟活动，对虎门销烟未评一词，对林则徐本人也是未评一句，更别提给他扣顶民族英雄的帽子了，仅在课后活动参考里布置了一道作业题：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之前少数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人之一，请查阅资料，描述林则徐的见解与禁烟的作为。“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多么吝啬的一句定性，但却保持了治史所必备的疏离与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