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
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我十一岁，是我至今回忆中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此前一年，我从成都市黄瓦街少城小学转学到成都六区一校。这是一个由政府公办的学校，而少城小学是私立小学。所谓“少城”是清代满洲人在成都市内自建的一个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时少城内住的都是满族人又称“旗人”。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费供给一份口粮，保证有饭吃。因此人大多数旗人都好吃懒做，即平日人们说的没落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后，这些优待没有了，少城也拆除了，满，汉混杂而居。但少城小学仍是一些有钱的满人办的私立小学。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在成都属中、上水平。该校校长姓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女儿又和我同班，我们很要好，天天在一起玩。后来老师也知道了这层关系，因而有些事对我便有些照顾迁就。后来我父亲觉得这样会把我宠坏的，于是将我转学到离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区一校就读。
到六区一校我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我。班主任老师张洁如是个女老师，浙江人，抗战中逃难来到四川定居下来。她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严厉，完不成作业或调皮捣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虽不重，却是一种羞辱。学生们把这种处罚戏称为“请你吃笋子煎肉”。我因为从来不犯规，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张老师对我很好，从来未请我“吃”过那笋子肉。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正，绝不像今天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不送的要受歧视。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生病了在家休息，父亲叫姑姑和我一道买些水果去看她。张老师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只取出一个苹果说“这就代表我领了情的心意”，并叫她先生和女儿一定要留下我们吃午饭，弄得我和姑姑都不好意思。
二
那时没有教师节，却有个法定的儿童节，但不是今天大陆定的6月1日，而是每年的4月4日，为何定这一天，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肯定是这一天，而且相当隆重。不仅所有公、私立小学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剧院停止营业一天向儿童免费放映电影，和演出戏剧。全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门前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儿童节中特别庄严隆重的活动，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内举行的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检阅。现在我一回忆起当年那童子军的装束都还感到兴奋：黄色的童子军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一个小军人的模样。这一年我也作为校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隆重的检阅仪式，以方正队形，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我们队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的队列之一。至今我都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童子军军歌》：
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检阅结束了，各学校的校长，老师，部份家长，包括我父亲都在一旁参观，当看到我们被评为最佳队列之一时，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不得金戈铁马报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我当时也是豪情满怀，大有“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感慨。可真世事难料，谁知道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之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当时成都不管公、私立学校每天上学，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即由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学生们在军号，鼓乐伴奏下齐唱《国旗歌》，两位升旗手徐徐拉动旗绳，使国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顶。降旗则相反。升旗手要熟练地掌握好节奏，歌唱完，国旗升至杆顶，一气呵成。在雄壮的军号鼓乐声中，十分庄严动人。而那《国旗歌》歌词不知何人所作，大气磅礴尤其感人肺腑，虽时隔近六十年了，尚能记诵：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为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唱着如此优美雄壮的歌曲，目送着美丽庄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真是爱国豪情直透云霄！不知台湾的中，小学生们今天还是这样吗？
每周星期一要作纪念周，作纪念周时还要高唱国歌，那国歌词，也十分严肃庄重，不仅言简意赅，文词则更典雅，宛如诗经的格调，歌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我敢说，今天大陆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学士，硕士头衔，叫他解释清楚也困难。我就写给一个大学生看过，他竟问我这“夙夜匪”是个甚么“匪”啊？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已听惯了“呼儿海哟”之类的下里巴人调，对阳春白雪自不“感冒”了！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共定为“代国歌”后，一“代”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文革期间田汉成了黑帮分子，这国歌词出于黑帮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绝，变成了一首只有曲没有词的国歌，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幸好聂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黑帮”真没辙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四人帮一垮，照理说事情该解决了，谁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馊主意，竟用聂尔原曲给填了个新词，把毛泽东也塞进了国歌词内，而且无作者，叫“集体重新填词”，这“集体”究竟是何方神仙也无人得知。反正搞得不伦不类，叫人听了啼笑皆非。后来邓大人上台，才把这“集体词”给毙了。为使后人不致忘了这段国歌佳话，在此顺便一提。
三
这一年的期末考试之前数周，全市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讲演比赛。由每校选拔一名选手参加。这一名选手又在各校通过比赛自行选拔。因为比赛的重点是“演讲”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岁的小学生，所以演讲稿不规定必须由演讲学生自写，可请他人拟稿，不过演讲时不许拿着稿“照本宣科”，这也大概是要考一下你的记诵能力。张洁如老师派我代表本班参加比赛。对于才十一岁的我来说，真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但张老师叫我不要怕，她不但代我拟好了讲演稿，还单独对我进行指导。特别叫我不要“怯场”，她说“你把下面的人，只当作是一排排的树木，只管放开讲去”。我从小记忆能力较好，把讲稿背得烂熟后，真的对着下面“目中无人”似的放了胆侃侃而谈，其实全都是鹦鹉学舌，按张老师事先“导演”的，讲到哪里需要一个什么手势，说到何处需要个什么面部表情，都一切按老师布置的程序讲而演之。结果还可以，取得全校第一名，自然也就拿到了参加全市小学生讲演比赛的入场券。
这一下，不仅我，张老师，校长甚至我父亲都紧张起来，希望能看到我“再创辉煌”。于是张老师原来给我拟的讲稿，经过其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张老师又叫她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的大女儿陈瑾，再字斟句酌进行修饰润色。我除了上课，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但那时的学生根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么大的功课负担，我每天还是觉得很轻松愉快。到了比赛那天，是个星期日，地点我已想不起了，反正是个很大的礼堂内。张洁如老师，姜校长，还有位胡老师和我父亲作为家长和我一齐进入了赛场。由各校校长通过抽签，决定每个参赛人出场的次序。参赛的学校有二十来个，校长给我抽到的是9号。规定每个人讲演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分钟，到达十分钟时，评判席上摇铃示警。参赛人坐左边，老师家长旁听坐在右边。比赛井然有序地开始了，壁上的时钟正好8点。第一个和第二个上台讲演的都是男生，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平平，我心里想今天我应该有希望获得好名次。这时评判席上忽然叫道“3号林瘦娟同学请上台讲演”。上台的是一个女生，名如其人略显消瘦，身材匀称，一张很可爱的瓜子脸，大眼睛，年龄和我差不多。一口国语（现在大陆叫普通话）讲得十分流利，音质也十分优美。我还记得她一开始是这样讲的：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打开我们祖国的地图，你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美丽，落落大方，令人着迷神往。可是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现在却在一天天地凋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来她以低平而带伤感的语调，讲述了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往事，特别突出了外蒙古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勾结蒙共分子，把它从中国割裂了出去，使我们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既不象鸡、又不象鸭的怪东西。最后，她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山河破碎风抛絮的悲剧重演，我们要作中华河山的主人，捍卫我们每一寸神圣的国土”！她的整个讲演，真可谓声情并茂，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以及自然大方的体态“语言”，都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恰到好处。话音刚落，评判席和听众席上都同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的讲演征服了全场听众。虽然我在上场时也竭尽了全力，不但未出现什么失误，而且觉得自己称得上是超水平发挥了，但我仍然觉得这次冠军非3号莫属了。
果然3号林瘦娟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我居其后得了第二名。校长，张老师和我父亲都对我的表现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认为3号同学确实非常优秀，评判是公正的。我自己也输得口服心服，觉得跟人家相比，确是有差距，该向人家学习。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抒发出的那一派对祖国山河国土的厚爱之情，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
1950年我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分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说我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我才十三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1958年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判决书中，竟有“读中学时便有反动言论，造谣说国民党要打回来”的诛语，我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我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我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当然，人家也许又认为是反动。不过我们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像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这也许就是党性高于一切的体现吧！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六十年了。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张洁如老师的丈夫陈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1955年肃反中被捕判刑，张老师本来心脏就有病，经不起这一打击，也离开了人世。他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陈瑾，二女陈琳，都是大学毕业。陈瑾在华西医科大学作助教，1956年我去看她，她婚姻很不幸刚离了婚，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叫竹瑜。我读书时张老师身体欠佳，陈瑾多次为妈妈代课，算是我的老师了。那个暑假中，我去看了她几次，一道出去看电影、逛公园。小竹瑜很快和我好得不得了，我离开成都向她们告别时，小竹瑜说什么也不放我走，我走到门外了，她还哭喊着“叔叔回来”！我只好安慰她说“竹喻，不哭，叔叔明年回来，一定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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