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混血“美”女流落中国30年的传奇(组图)



曾经流落中国30年的美国女孩Teresa(韩秀)(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4月13日讯】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韩秀幼年时在纽约的照片(网络图片)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外婆(网络图片)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韩秀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无论图片)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借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

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后,答复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美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人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

“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早就横下心,她要把事情尽量变小。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如今,韩秀对中国文化中的正体字(繁体字)仍充满了感情。1980年代,韩秀随着外交官的先生派驻台湾。一下飞机,韩秀的眼睛一亮,因为到处都是正体字。“哈,我再也不用写‘错别字’(简体字)了!”对于正体字,韩秀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

1949年,韩秀的外婆搬到北京,为了生活,开始给中国书店修善本书。这是外曾祖母传下来的一种技能,可以通读古文,将零散的文页聚集成篇,然后装订成书。4岁时,外婆便给韩秀启蒙,教她念《三字经》、《千字文》。自幼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环境下,韩秀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1956年大陆开始推广简体字,外婆对韩秀说:“简体字这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败坏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欺世灭祖’的行为。它让将来的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字。”于是外婆就教她一个办法,在学校里写简体字,在家里就写正体字。

韩秀说:“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繁体字与简体字,而只有正体字,中国传统的字就应该是这样。简化字的推广实际上是文化的没落。”韩秀还说:“到了今天,很多大陆学者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汉书》,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想把24史变成简体字还是办不到,因为古汉字是不能变为简体字的,因为每个字的涵义不一样,把它变为同一个简体字之后,上下文已经不通了。实际上到了现在,很多人说阅读的时候有困难,不能好好地去领会古汉语里所有的内涵,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现在的所谓“国学热”,韩秀认为,那只不过是“浮光掠影”,不是国学的精髓。“想想看,连字都不识,你又如何去讨论国学?”

韩秀对文字狱制度深恶痛绝,这与她看到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被摧毁很有关系。韩秀有位远房阿姨叫“赵青阁”,是著名编辑、女作家,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伙伴。因此,自幼韩秀就认识“舒公公”(老舍)等很多文化界的前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赵青阁因为不愿遵照上级的意志写剧本,曾被单位以停发工资来逼迫。老舍也不得不违心地写起“遵命文学”,郁郁寡欢。文革初期,包括老舍、上官云珠、舒绣文、余心清、言慧珠、马连良等韩秀熟识的文艺界前辈都相继被逼自杀,还有更多人被游斗、蹲牛棚、扫厕所。亲耳所听、亲眼所见的这一切,让年轻的韩秀痛心不已。她说,“共产制度,造成了多少的悲剧、社会的分化、人间的不幸。最可怕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堕落和扭曲,把好端端的人变成非人的一种状况。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你如何说它还是个合理的制度呢?”

对于中国的未来,韩秀坦白地说,她并不乐观。她觉得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在中国几十年来,中共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道德与信仰。幸好中华文化在台湾得以保存并承传。韩秀认为,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都是在批判所谓的“封、资、修”。批判“封建”,实际上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里非常美的一部分全都否定掉。在“批林批孔”运动当中,“孔、孟、周公”都被批判得不成体统。从前,中国社会有父慈子孝的传统,后来文革中“造反有理”,不但“造当权派的反”,也“造父母的反”,人与人之间变成一种斗争、反目的关系。当前,大陆道德沦丧到极点,也是因为传统的文化、道德都被破坏了。

刚回到美国没几天,有人就跑来问韩秀,要不要入党。韩秀吓了一跳,“要入什么党?”来人忙解释说:“我们有两个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入党手续也很简单、没什么,只是发个小本子,投票的时候比较方便。”于是韩秀又请他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党的目标和宗旨。他就说共和党的目标第一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于是从来到美国开始,韩秀就加入比较保守、右倾的共和党。韩秀说:“我对‘右边’比较有好感。因为在中国,那些革命的、激进的都是左的,而我一直喜欢右,喜欢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改良。我在共和党里也是比较温和派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但美国的制度是比较好的,相对接近完美。人在这个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有尊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在美国不论哪个党,都是人本主义的。我就希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人的社会里。”

中国,何时能重拾尊重人的社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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