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呆了近二十年。我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相互谈起当年沙坪劳改农场往事时，仍觉怵悚惊心久久难以平静。
他说，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场景，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
从1959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斤，每天6两。这是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能落实进入肚子里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果胶、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菲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如今已变得穷凶恶极，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
1959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公分粗的乌稍蛇，爬上枯枝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树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之后就上吐下泻差点送了命。
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爬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只见水中蝌蚪、蚂蝗、红钱虫纷纷游游，令我后悔万分。
他还说：最为悲惨的小劳教(社会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他们饿极了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校来的傅景德带领他们去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傅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
饿极的他们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忘记了。
小劳教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
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顺手丢进嘴里。
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正喜滋滋地要享用这“美味佳肴”，都被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肥肉爬在地上用咀叼起呑在腹中，也许才使他生命延续到1979年改正。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患上了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又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
我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多人减为6人。我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年春，我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为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名身强力壮的小犯人进入深山伐木。我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沙沙，出工前就已被我消灭干净。
可幸有傅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给我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躲在灌木丛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我度过一个饥饿之春。
14名小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我们全部撤回五中队。不久，这批小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我埋的。
年底，我这个烧炭大组连我只剩下三人。其他农业大组的小犯人，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本队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犯人，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
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
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收死人，再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人们都是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
一次，我背了一个小犯人叫肖复兴，他爬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根红苕，被判了七年徒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他说：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与我边说话边倒下的，我再也无法将他唤醒。零下20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我们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
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漠糊，惨不忍睹。此种场景令即将入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当自己预感将不久于人世时，纷纷嘱托好友：“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份上，千万埋深一些。”
沙坪劳教所以万人建场，初多系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成份起些变化并发生大死亡，死者过半，估计五六千人之谱。埋在南瓜山上数百，是一处比较集中的埋葬地，那么多个队，还有大堡作业区，不知领导层有无统计的精确数字。
因死的人太多，又多属草草埋葬，当时数人、十几人共埋一个坑乃是常事，根本无法确定每一位死者所埋葬的确切位置，故医院为应付众多死难者的亲属来此哀悼亲人，就故意找人设置许多假坟包和假墓碑(实际是一些非常粗糙简陋的石块和木牌)，以装点门面，上述死者绝大多数均由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虚弱亏损，后出现全身机能极度衰竭，终至倒下。最后，不知出于何因，四川省的当权者找了个替罪羊，判沙坪劳改农场梁场长监外刑。
令人费解的是在文革之初，梁被“三结合”进了“老、中、青”的领导班子。其实，公正地讲，面对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梁场长也罢，吴场长也罢，也根本无力回天，只缘忠实地执行了上面左得出奇的政策，下面也许难免侵吞，克扣，导致雪上加霜罢了。罪魁祸首呼之即出，究竟是谁?大家心知肚明，然迄今仍云里雾里，并未彻底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