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夺权建政之后，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夺权了，毛泽东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零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象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经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合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以上海为例，1951年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一万余人的大行动。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叫巳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人。
另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毛亲自在中共中央“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它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规定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明文株连亲属。安徽省芜湖市在镇压“著名反革命份子”高铁君一案中，不但高本人被冤杀，而且，本地三百名按照“旧朝”规矩而为高联名具保者，均被中共判以反革命罪被处决或判刑。
高铁君，曾于抗战前当过安微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地方民众曾对他有“高青天”之称，他也帮助过许多共产党地下党人。一九四九年中共军渡江时，为保护芜湖一方老小不受战火之灾，又劝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弃守沿江防线，中共军队始得迅速于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然而，因为中共军队在渡江后不遵守与二十军的协定，大肆屠杀让其渡江，并放下武器不作抵抗的二十军官兵，杨刚才杀死了全家后自杀。高铁君认为是自己害了杨刚才，而将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敛。中共遂借此而由，在镇反运动中将高铁君处决，并牵连数百名具保者一道被惨遭杀害或判刑。
另外，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共才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的事实。一大批在抗日战争中曾英勇杀敌的国民党官兵，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惨遭杀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被中共煽动反叛，投向中共而参加解放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三十年后复查的有八六六○人，撤销原判的有四九八五人(见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
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囚犯人数的百分之十。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〇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并说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共便衣。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这位被指为刺杀毛泽东的幕后指挥的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污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