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7月18日讯】变质的公权力自然将天下变成欲取欲夺的猎场，将民众变成肆意猎取的对象。民众任何意欲质疑或逃避被猎杀命运的尝试，都必遭致权力集团的提防与打杀。如此，民意自然就成为了权力集团的敌人。今天习近平、王岐山所主导的强力反腐，也是顺应了民心，那就意味着必将成为权力集团的敌人。如此，只要公权服务于民的本质不能回归，那么习与王如同胡与赵一样被统治集团抛弃乃至镇压就绝非危言耸听。动向杂志2016年7月号发表王德邦的署名文章称：
村民精神领袖林祖恋“被认罪”
乌坎村的村民对媒体说，林祖恋是乌坎村的精神领袖，他对事情拿捏得很准很到位，是他一直在和省工作组、陆丰市、东海镇的领导就村民土地权利问题进行沟通。
正是这种沟通遭遇梗阻，政府迟迟不兑现二○一一年对乌坎村民土地权利落实的承诺，致使林祖恋不得不与村民商议再次启动集体上访事宜，结果就在召开村民大会计划上访的前几天的六月十七日，林祖恋忽然被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察上门抓走。六月二十日，广东省陆丰市检察院通报，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恋涉嫌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有关规定。并随之通过电视播放了林祖恋背书式的认罪镜头。
然而，更引发人诸多质疑的是，林祖恋的孙子被抓及家属请律师遇阻的情况。六月二十日林祖恋的孙子被警方带走，随后出现林祖恋电视“认罪”，外界认为是当局在导演“挟孙子以令爷爷”，因为早前著名记者高瑜就被当局上演过“挟儿子以令母亲”认罪的闹剧，并且现在公权力在对政治犯甚至拆迁户时已普遍使用亲情胁迫手段，在如此背景下，就不由得让人怀疑林祖恋受贿的真实性。同时，林祖恋家人依法聘请的律师居然遭到司法当局强令退回律师费及在前往会见时遭半路拦截的情况。这就更使人看到办理林祖恋案的黑箱化与背离法制化。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有理由相信林祖恋就是因为带领村民维护土地权利而遭到当局构陷迫害。
林祖恋，一九六九年退役，任职乌坎村村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后担任东海开发区负责人和东海镇商业支部书记，一九九五年退休。二○一一年九月乌坎村民发起土地维权，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林祖恋表现出高度的理性、责任心与勇于担当精神，赢得了村民的普遍信赖与尊敬。二○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林祖恋被选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同年三月，当选乌坎村委主任。由此可见，林祖恋出任乌坎村官，是当地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如此一个深孚众望者正在带领村民维权时遭当局以“涉嫌受贿”罪拘押，使人不得不产生当局正在抹黑摧毁民间精神领袖，镇压为民请愿的代表，采取与民为敌的立场的认识。
与民心为敌是后极权普遍现象
认为中共当局与民为敌，逆民心而行，并非是偏颇之论，在现实中有充分的理据。
中国今日官僚集团腐化堕落至旷古绝今的地步，惩治与扼制腐败是民心所向，然而有一批背负社会责任，顺乎民心，借鉴世界反腐成功经验，起而呼吁官员公示财产与落实公民权利者，如郭飞雄、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却纷纷遭到当局以寻衅滋事等罪名判处重刑。另有，多年来一些奔走于全国各地替弱势群体维权，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人权捍卫者，不仅屡屡遭到公权力传唤、软禁、殴打，甚至还被劳教、判刑、关黑监狱，有的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刘杰、刘萍、秦永敏、吴淦等等。
还有，那些网络大Ｖ与公知，凡是敢为民发声，替民不平，有点代表民意的势头，就必遭灭顶之灾。这几年来，大Ｖ被弄上电视认罪，公知被送入监狱服刑，已司空见惯。遭遇如此打压者，如大Ｖ董如彬（网名“边民”）、禹晋永、薛蛮子、周禄宝等等；公知律师浦志强、记者高瑜、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信力建等等。
再有，环保人士、劳工权益活动者、民间NGO负责人，因切实关注民众生活与权益，且真正得到民众信赖，而使他们的机构遭受日益严苛的法规限制，他们自身遭受被失踪、拘押与判刑命运。如环保人士董良杰、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李英强、广东劳工NGO负责人孟晗等等。
甚至那些敢于依法为民伸张正义而拒不与官僚权贵妥协合作的律师，在二○一五年的七月九日后，竟遭到公权力全国性抓捕，不仅三百多人先后被拘传，而且有十余人至今仍被羁押并不给律师会见。
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社会各领域而遭公权力拘押判刑者，不管他们各自的罪名（从寻衅滋事，到煽动颠覆，甚至非法经营等等）有多么不同，但他们在各自领域顺民心办事，代民意发声，因而获得民众很大程度的认可与信赖，赢得了民心，这是他们一致的。
事实上，中国统治集团这种对民心所寄望者的打压不只是发生于现在而是由来已久。如果说在所谓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集团面临求生存争政权夺天下的目标时，曾大肆借用民心、顺应民心，那么到一九四九年夺得政权后，中国就进入了后极权社会，政权就一步步走到了民心的反面，一步步将民心所向，变成了专政对象，出现了谁顺民心，谁就成为权力集团敌人的情况。当年关注民生的务实派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等等被打倒，以及后来致力全面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被废黜，都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尊重事实而顺应民心，结果就成了权力集团革除的对象。当然，一大批为民请命而敢于直言的右派，以及要求反腐推进民主与人权的八九爱国运动参与者，因为反映民心，结果招致权力集团“引蛇出洞”与定性“动乱”的疯狂镇压。
如此历史与现实的累累事实，一再证明着中共权力集团从获得政权后就一步步脱离民心，进而将顺应民心者，无论是权力集团内或权力集团外的人，都等同敌人，实施严酷专政。由此可见，敌视民心是中国后极权社会公权力的普遍现实。
与民为敌实质乃公权力蜕化变质
现代文明社会认为，公权力源自公民权利的部分让渡，公民通过选票授权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权力的职责是为公民权利提供保障，维护社会正义与秩序。可见权力来源于民而服务于民，权力必须且只能顺应民心，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就必为民所抛弃。
然而，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极权社会，统治集团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要求国民作出牺牲，却将获得的权力变成了满足私欲的私器。于此，权力失去了服务于民的职分而蜕化成了谋取小集团或个体权力拥有者利益的工具。这种权力由公器蜕化成私器，就是公权力的变质。
变质的公权力自然将天下变成欲取欲夺的猎场，将民众变成肆意猎取的对象。民众任何意欲质疑或逃避被猎杀命运的尝试，都必遭致权力集团的提防与打杀。如此，民意自然就成为了权力集团的敌人。为了将那一切不安心于作猎物的心思意念绞杀于萌芽状态，为了铲除一切可能聚集民心促成变革的力量，权力集团将任何代表民意，获得民心的人与事予以镇压，就成为一种自然常态。那些民意代表，为民维权者，当然成为权力打压的对象，于是“民心在哪里，敌人就在哪里”，成为了极权的本质特征。如此，那些林祖恋、郭飞雄、赵常青、信力健乃至赵紫阳、胡耀邦，等等等等，敢于站到民意一边者，必然遭致权力集团的敌视与镇压。就此而论，今天习近平、王岐山所主导的强力反腐，也是顺应了民心，那就意味着必将成为权力集团的敌人。如此，只要公权服务于民的本质不能回归，那么习与王如同胡与赵一样被统治集团抛弃乃至镇压就绝非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