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和王容芬──被文革改变命运的两个女人。(网络图片)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跃升为红卫兵领袖。一年后聂元梓就被判刑17年。而另一位女人王容芬，20岁那年因为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疯狂崇拜后，写了一封署名信给毛，导致了被判无期徒刑的无妄之灾。这两个“大胆和坦率”的女人，在文革中都曾轰动一时。50年后，又是怎样的感受和心情？
提起聂元梓，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无一例外的都记得她干的一件事。她在发表了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的文章后，在北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毛泽东则命令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对她攻击权威人物表明赞赏的态度。由此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王容芬，年仅20岁。因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群众集会，目睹了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在经历了教师自杀，学生互相举报，母亲被劳教后，她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胆地提出了她的批评：“您在干什么？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甚至她还点出了文革的实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当然，王容芬向毛泽东说了这番话，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她被判无期徒刑，蹲了12年半监狱后才获得自由。改变她命运的毛泽东在她被放出来之前死亡了，文革也随之结束了。
这两位“大胆和坦率”的女人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署名傅好文的文章中，追溯了文革的经历，以及对这场浩劫的思考。
聂元梓认为要从文革中吸取的是“教训”。她提出，应该要促进民主，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对国事和他人工作的观点。包括不对的观点。
聂坦然承认，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难，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官员，也就是她的大字报攻击的对象。这些人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还有些人被定为反动派，遭到红卫兵殴打或折磨。
她表明，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国家体制是罪魁祸首。她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在她为自己贴的大字报所引发的恶果而后悔时，当她提出不再做红卫兵领袖时，江青坚决不同意。聂元梓随即在几个月后被捕。
现在，聂元梓的书和文章都不能在大陆出版和发表。中共对文革的沉默，让她不满，因为“它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中共更希望人们遗忘文革。
王容芬评价聂元梓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悲剧人物，“红火过一两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处境悲惨。我很高兴她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王容芬在文革中差点失去生命。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门阶上喝了四瓶农药自杀。被捕时，她携带在身上的一张纸片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屠杀后，王容芬离开中国，定居德国。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泽东。“政治清洗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无数人因此死去——这些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不是错误，是罪行。”这是她对毛泽东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