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村”中的坟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8月24日讯】当我见到本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时，他正坐在小木凳上，在豪华门庭的树荫下，独自纳凉。男主人公看上去很清瘦，人单薄，状态不太好，精神还勉强。在艾滋村的情境中，我感觉他应该是个已经发病了的艾滋病人。
他家离冬子家不远，隔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水沟，沟的这边是他家，沟的那边恨不能就是冬子的家了。去的时候先经过他家，在沟边右侧，往左一拐便是冬子家了，但这时由于目光往往向左看，不容易注意到他，而从冬子出来，我往回走时，要走三四十米路才右拐，右拐前的正前方就是他家，所以容易就注意这个清瘦的纳凉人。
我是2002年6月27日那天跟冬子夫妇去苗的，往回走时便见到了他。第一感觉，这是个艾滋病人，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他，但未冒然打招呼。第二天再去冬子家，往回走的路上又见到了他，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因之前已经混了个眼熟，当时感觉时间还早，用不着那么急赶回村医家（我吃住都在那里），我便主动朝他的方向走去，越过那条水沟，往沟边的坡上走几步，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他人实在，好客，随和，虽然气色不太好，但互相攀谈起来并不难。他叫亚洲，不出所料，果然是艾滋病人。他的家就是当年夫妻卖血建起来的，可院墙和里屋如今却破落了。前阵为了逃避一个什么罚款，夫妻俩曾到外省一媒矿打工躲避过一阵，但不料双双病发，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回乡落脚。
当年卖血建起的豪华门庭（外景），这在该村十分罕见。（作者拍摄）
门庭内外，天地之间
我一进到院内便发现，如此豪华门庭的背后，竟到处透出一股荒凉气：院落右侧是一片蚊蝇滋生地，即一家人大小便的“露天厕所”，且正对着三居室平房的左“主卧”；院落左侧是一小片野菜，和几棵似乎未加打理的南瓜，天生天养，一派藏不住的贫穷与破落，绵延不断。
当年卖血建起的家园（内景右侧），蚊蝇在厨房和正屋间的这片土地上到处滋生。(作者拍摄）
（注：砖后的院墙边，有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绕到正屋后，那就是下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家了。）
当年卖血建起的家园（内景左侧）（作者拍摄）。虽然“绿色和平”，红砖绿叶，但除了前方那一片用青砖铺设的地面外，
图片右侧前、后方的南瓜，正前方的野菜，和野菜后面是猪圈，杂草丛生，杂乱中透着荒凉。
野菜的后方，是已经荒落的猪圈（内景左侧之局部）。（网络图片）
请注意，前方的青砖面积其实相当大，从门庭内侧开始，右侧一直铺到了厨房边，往后一直延伸到正屋前。后方高高堆放着的大量红砖，用来临时垒做院墙但还没来不及用泥灰砌起来大量整砖，那么多砖还来不及按主人的意愿派上用场，却在某一个时钟前被搁置在那儿，就再也动不了了。时空仿佛凝固在了某个瞬间，有一个东西就像几千年前的玛雅人那样，突然消失了。
这是一种在艾滋村里才独有的另类“烂尾楼”工程。在同样的情况下，一般“小户人家”见好就收，多在房子建好后才病倒，但这家主人可能是由于面子铺得太开，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前庭、右厨耗能太大，所谓对“莫须有”的风险始料未及，“壮志未酬身先死”，眼睁睁看着就要“大功告捷”之际，却自己先病倒了。
这家的女主人叫雷凤，聪明利索，一家之长，大事小事都由她做主，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膝下一对千金，大女儿叫春妮（化名），刚从学前班“毕业”，正准备升小学一年级；小女儿叫秋佳，还不会走路，尚在襁褓之中。
亚洲之家的第一张全家福，三代同堂。（作者拍摄）
正好雷凤的父母也在，刚从紧挨着的另一个村落那边过来，看望女儿女婿和两位外孙，可谓不辞劳苦。一家大小，三代同堂，就这样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中，双手架在父母身后的大女儿春妮，头往上扬着，仿佛斗志昂扬，她就是这一个家的坚强后盾。
春妮接得了妈妈的聪明和漂亮，两只朝天翘起小羊角辫，，让人显得精神抖擞。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双羊角辫。久而久之，似乎这双羊角辫也就成了我心目中这个小姑娘的代表性符号，仿佛春妮就是羊角辫，羊角辫就是春妮似的，时而表扬之，弄得有一回顺道家访，雷凤那天可能是精神不好，没心思帮春妮扎羊角辫，看到我来了，这才把小羊角辫又给春妮扎起来。
她这个动作，一下子让我的心头微微一震。
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童心，童画
跟秋妮不同，秋妮在小学四年级给我写第一张张明信片时，一旦把我叫成了“高叔叔”，大家都这么叫她也这么叫，便不再改口，而春妮第一次叫我时，父母便让称我为“高伯伯”，她就这么叫了下来，习惯成自然。她俩就差四岁，可一个叫我“高叔叔”，一个叫我“高伯伯”，各得其所。
第一次进艾滋村，我是“走马观花”，只感觉到面上的情况；第二次进艾滋村，我是“定点察访”，相当于书上说的“深入访谈”外加“非参与性观察”。当我走进亚洲家时，是我第二次进村“深访”的第二天，当时对艾滋村内实情的了解，刚刚从零起步，仍在摸索着去感受，去观察，所以我不可能事先告诉人家我要观察什么。况且，这是一户“计划外”的突然登门家访。第一天在冬子家做家访，因感觉其家境尚好，我在院子里见到了拖拉机，所以自己并未走进厨房，揭开锅盖看一看。而眼前这户人家，家境落差如此之大，正好遇上吃饭时间，于是我径直走入厨房，想看看这家人午饭吃的是什么。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事先我想要观察什么，当然无从准备。
走进厨房里，我看到塑料盆里放着一小撮自己说不出名字的青菜，便请教这家小主人：
“这叫什么菜啊？”
“野菜”。
“从哪里摘到的？”
“呶，在那边-”
小主人指了指，就在厨房对面，指的是正前方的那一片绿叶。
春妮午饭时吃的野菜。（作者拍摄）
春妮刚才摘野菜的地方。（作者拍摄）
我像春妮那么大时，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说那“万恶的旧社会”如何苦难时，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说吃的是这个叫不上名字，统称为“野菜”的东西，在荒坡野岭上挖来吃；现在的“05后”像春妮那么大时，谁能吃到正宗原汁原味的野菜，则是一种时尚和健康的表现。可春妮2002年6月28日在艾滋村的午饭中吃的那一小撮野菜，跟时尚无关，跟“旧社会”无关，却跟贫困有关。
我眼前的春妮，正用小手捧着一大碗清汤面，当她埋头用筷子伴着从自家院子里摘来的野菜时，对着我的，正是那两只小羊角辫。这碗面是她给自己做的。她不娇气，不埋怨，神情自然自在，一如既往。或许是习惯了，饿了就自己煮，自己吃。野菜清汤面很快吃完了。我看了一下她这碗面所用的调料，灶台小窗上只摆着酱油瓶和醋瓶，都快见底了，整个厨房内我找不到油瓶。也就是说，春妮的这个午餐是水煮清面、野菜加酱油醋，根本没有一丁点的油花。
春妮的一餐午饭：野菜清汤面（作者拍摄）
春妮那个午餐所用的调料，左边是醋，右边是酱油。
春妮善解人意，不仅会做饭，还会陪妈妈去看病。拍完“全家福”的第二天，即6月29日，我在村卫生所里正好碰到了母女俩，来打吊针的雷凤，和坐在妈妈身后的秋妮。她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床上，陪着妈妈，哪儿也不去。她家离村卫生室不远，不过二百米左右。雷凤说，这一段路，今天她俩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这。
春妮陪着妈妈坐在打吊针的床上。（作者拍摄于“村卫生室”的过道中）
坐在床上的春妮，一双大眼睛，目光矜持，矜持中却在面对着什么，不得不面对的那种；好像在凝视着什么，不得不看到的那种，似乎带着某种孩童式的心忧，虽然不太明显。可能是一路上累了，加上受妈妈生病的影响，她把昨天还上扬着的精神放在了家里，没带到卫生所的过道上。过道的墙后就是卫生室，这也是村医家的前院，后院是自家的住宅。后来“五个一”工程时，卫生室变成了卫生所，才搬到了村边的西北角。
春妮还会从井里打水，帮妈妈带小妹妹。每天一放学，她就早早赶回家，用她的小手使尽全力，先帮父母干点“力气活”，把机压井里的水抽上来，然后再带小妹妹，好让父母安心做饭。直到2004年上半年，她一直都是用用口机压井打水，后来村里把自来水接进家里后，她才不需要从机压井中打水了。
这是春妮每天一放学后帮父母打水时的那口机压井。此图摄于2004年6月26日，这时自来水刚接进她家不久，那自来水池的水泥还是相当清新。
2002年12月7日下午，亚洲从村里给我打来一个求助电话，他说：“雪丽已经卧床不起了。雷凤已经卧床了半月，欠药费800多元，医生不给开药、吊针了。”只说了这两句话的亚洲，就已经六神无主，不知道往下还要再说些什么了。于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出现了在一旁一字一句帮提示的冬子，和对着话筒一字一句跟着说的亚洲，“一唱一学”的声音：
“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请你帮帮忙。”冬子提示。
“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请你帮帮忙。”亚洲照念。
“高老师，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搅您了。”冬子提示。
“高老师，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搅您了。”亚洲照念。
“你下个月来再说吧。”冬子提示。
“你下个月来再说吧。”亚洲照念。
冬子的声音与其说比亚洲的声音小一些，不如说两人的声音差不多。原本是一个人的嘴说两家事，却变成两个人的嘴说一回事。你说，这是冬子的电话，还是亚洲的电话呢？
十天后的12月18日，我给亚洲汇去了100元钱，汇款单的附言如下：
千里送鸿毛（，）聊补无米之炊（。）买点肉菜（，）过个好年（，）坚持就是胜利。
现在看来，因我11月9日才给冬子汇去200元，冬子这时再打电话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有拉上亚洲一起打之“嫌疑”，尽管亚洲的确比冬子困难多了，但这个电话中说的五句话中，其实有四句是冬子的话，只有一句是亚洲自己的话。另外，这两次汇款的时间相差六周，数额不同，均为分别接了电话前后，自己在外所挣的讲课费不同所致。
之所以说亚洲比冬子困难得多，下面这个不可能发生在冬子家里的例子，以资为证。
可能是学前班没有考试吧，春妮当时的“读书压力”并不大。而她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老天有眼，又赴上杜聪在上蔡第一个学期的助学，也就是说，她是杜聪在中国大陆助学的第一批127位受助者之一，或者说，她是杜聪在华助学的学生中，要论资排辈的话，她可是“资格”最老的“学友”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在这个意义上说，春妮是有幸的。既然如此，那春妮上学应该也没什么“读书压力”才是？非也！上小学跟读学前班最大的不同，是要考试。考就考吧，反正春妮足够聪明，不会考砸的，可有一件事，让她无从应付，心生烦恼。
考试不是让你“白考”的。每考一次试，都要交1元钱的考卷费，据说是要买考试用纸，印考卷的油墨什么的，就跟现在考什么都要交“考务费”似的，本来也没什么稀奇的，但这可把春妮大大地难倒了。为什么会难为她呢？每次考试，她都得回家跟父母讨钱，可父母偏偏就拿不出这一块钱，翻箱倒柜也没有，她看父母急的样子，也说不敢再问了，低着头回到学校，低着头进入了考场，别的同学“缴费”时，她都不敢看同学，也不敢看老师。
春妮无法“交差”，同学也许还不至于嘲笑她，老师也许还不至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免除她的“考试资格”，不让她参考，可在考场上总让她担心老师的脸色会变，总感觉自己心里不顺畅，这种不顺畅可能就是大人说的“不得劲”吧，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心里“不带劲”，有点“不对头”。春妮是个十分敏感的女孩，她能觉察出老师和同学们任何一点“不一样”的反应。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红灯记》里李玉和的这段唱腔，文革时曾经风靡全国街头巷尾。可春妮生活在王菲时代，那时连邓丽君她都没听说，更不要说李玉和了。但李玉和在戏中所唱的，却是自己在生活中亲身所经历的。不仅如此，小小的春妮接了妈妈的性格，从小就“自有主张”，做什么事大人帮不上忙时，她很早就学会了自己拿主意。
春妮想，还有那么多的考试啊，语文，算术，期中考，期末考，这学期，下学期，那得跟父母要多少次钱，才能把这考卷费给填满啊？别的课还没算呢，再算就更算不过来了。怎么办呢？她一筹莫展。
有一天，她想到了一个办法，悄悄跟妈妈说：“妈妈，你把我卖了吧。你把我卖了，家里就有钱了。妈妈别怕，我认得家，等我长大了，我会自己找回来的。你放心，不要紧的。”雷凤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照片拍的就是当时的场景。
雷凤在讲到“妈妈你把我卖了吧”时，泪流满面。（作者拍摄）
雨过天初晴。我又给他们拍了张全家福。面对镜头的春妮，失去了往日矜持或笑脸，却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显然，刚才妈妈在里屋说的话，她在外屋听到了。这也是在面对镜头时，春妮唯一的一次出现情绪波动的照片。临别前，我给雷凤留下了50元钱，以示慰问，聊抚这一“不大不小”的心灵之伤。
其实，就在妈妈哭诉春妮故事的前一天，即2003年1月17日，杜聪刚刚收到第一批上蔡助学孩童的心灵图文，春妮交上去的图文就是其中的一百廿余份之一。也就是说，在刚过去的这个岁末年初，在春妮刚上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末，作为一项助学活动，助学方请受助学生写一篇题为《我的愿望》的小作文，并用图画把这个愿望画出来，旨在“艺术疗伤”。
2003年春，杜聪在一篇题为“”救救孩子“ ----艾滋病在华中地区所造成的孤儿问题”的文章中说到，“最近我们让一些接受助学的孤儿，尝试以画画和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愿望，结果收回来的是一叠叠感人的彩画和文章。”在一个“凤凰火海重生”的小标题下，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中一幅图画是一个念学前班的小女孩所画的。有一天，她这样的对病重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你卖了我便有钱买药来医治你的病了。”她所不知道的，是妈妈患上了艾滋病，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妈妈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妈妈，不要紧的”。那小女孩继续说：”当我长大以后，我会懂得回来找你的”。妈妈看着眼前的女儿那么生性，应该值得安慰，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叫她不禁悲从中来。
我当时绝对没想到，当雪凤将这个故事告诉我时，春妮不仅把自己的愿望所画成了画，且在之前一天就已经交到杜聪的手上了。那晚我在宾馆里，虽然拍下了一些孩童的图文，由于我当时并不知道春妮与母亲的对话，所以不可能专程去找春妮的作文与图画，而这些画随即就迅速带到了香港，于同年三月举办了一个名为“垂死村落中的梦想”的遗孤作品展览。
遗孤心灵之画“我想快快长大”与“我的家园”（网络图片）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春妮是如何把“妈妈你把我卖了吧”给画出来的。后来，从杜聪在网上访谈时谈到的该次画作中，我找到了两幅看似跟春妮心态较为一致的童画，如上所示。我猜想，如果自己运气足够好的话，那说不定其中有一幅就是春妮当时所画之作。我是从下面两点来推测春妮画作的取向：一是艺术感。春妮后来读的是艺术高中，而不是普通高中，也许与此画不无关系；二是心态感。在我接触较多的那几个孩子中，春妮的心态无疑是天生一般的好，是比其他几位遗孤要积极和向上得多。即使这两幅画册都不是春妮所作，但仍然可以写照小春妮当时的心态，用来理解她和与她相似向上心态的同村遗孤，权当代表又何妨？
之所以在此多费笔墨，我在此想说的是，这样积极向上心态的遗孤画作，在那一批同时回收上来的一百廿多份材料里，其实并不多见。凭我当时的目测与现场直觉，应该不到十分之一。当时收上来的材料中，表示自己要当医生的，约占三分之二以上，甚至有可能达到五分之四之多。正如2005年元月，杜聪在另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大部份孩子的愿望是当医生救助病人，研究“艾滋病的解药”。艾滋病使他们家破人亡，也难怪他们有这样的愿望。”但杜聪在2003年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总结：“虽然该地区面临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是小孩子纯洁的心灵没有因此而被毁灭。”
可当我们从“未被毁灭”或“也难怪”的视角之外看问题时，我的看法是：艾滋村孩童的心灵，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甚至摧残，大部分孩子都想当医生的心灵表白，绝不是一种常态的儿童心理状况。关于这一点，如果杜聪能将艾滋村儿童的画作，与他本人在进艾滋村之前在云南当助学志愿者时，当地山区孩童的心愿画能够做一番比较的话，只要看看两地孩童想当医生的比例落差，便一目了然。
常识告诉我们，医院、医生与白大褂，是每一个初涉人世时的孩子来说，医院就是其结下人生第一个“深仇大恨”的所在地，惟恐避之不及，而对让他挨打针吃药的医生，更是“恨之入骨”。在孩童心目中，医生绝不可能是“喜羊羊”，而是“灰太狼”；绝不可能是“白衣天使”，而是“白骨精”。所以，当那么多的孩童想当医生时，绝不是一种童真的常态表白，而是童心被摧残、扭曲与异化的失常表现。这种表面上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实际上掩饰着痛苦记忆的被全面内化，“想当医生”不过是其内在压抑的一个释放出口，是表面上的“积极心态”掩盖了实质上的“灰色记忆”，是“形左实右”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想说，在艾滋村里，像春妮这样还留存着向上心态的孩童，其实并不太多。
似乎只有一颗强大无比，搏动正常，搏出血量十分充沛的心脏，才最有可能将人世间的种种痛楚，及其所产生的各种负性物质，通过循环系统带到体内的各个代谢与排泄器官，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化解掉，化整为零，或将其“驱逐出境”，能清零处且清零，能归零处不尤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心功能与痛苦记忆应该有某种反比性的关联。如果这种负相关得以确立，那我斗胆预见，在相同条件下，春妮这一生一世得心律失常的可能性，要比她的同伴要小得多，小得多。
没有一颗搏动良好的心脏，就不要进艾滋村，也不要待在艾滋村。春妮以她特有的心脏，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艺术疗伤”中化成图文，留在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