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9月11日讯】26年前的跪谏
26年前，大学生们群情激昂，冒着被污名暴徒的风险推选3个代表递交请愿书，这3个代表俯首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要求总理李鹏出来接见。虽然打动一些官员却无法感动当时的总理，可能在总理眼里，暴徒就是暴徒，哪怕你手无寸铁的跪着求见，也可能在总理眼里，这些体制外的大学生连忠臣都不算，就是下跪也不配受接见。一位当时参与运动的大学生悲情的说：“本来是向政府提建议，而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接收。”
我不知道当时这些长跪的大学生自己怎么想，是基于权力的不对等而打算用长跪感动高官，还是在领悟非暴力抗争中的自辱性行为真谛后而采取的策略性战术，但这些运动组织者打的“血谏政府”、“廉洁的共产党万岁”等横幅表露出对党的忠心肯定天地可鉴。
跪着请愿的学生
那些打着“共产党万岁”的学生运动失败了，但即使成功，实现了惩治官倒、开放报禁，仍离开放党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有几条街的距离。
一位当时的运动见证者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生在运动初期处在谏议阶段，有直谏、泪谏和跪谏。我们可以跪下来，但还是谏，这是一种臣对君的关系，是我们求你们出来跟我们对话”。
“当然，三个学生一跪，可以说跪倒了一个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的形象彻底暴露了”。
六四见证者事后接受媒体采访
当年的大学生不了解体制运转，看不清体制面目还能理解，甚至以为下跪就可以跪倒政府，其实北京几十年来天天有来自各地的下跪上访者，不仅没有把政府跪倒，反而把媒体和民众跪得麻木冷漠了。
现在，那些大学生领袖大部分流亡海外，然而此起彼伏下跪的身影到现在还没消失，只是换成另一种形式为民生直谏、泪谏和跪谏。
26年换不来沧海桑田的改观
六四场景（以上图片均来源与纵览中国）
追求美好生活、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人并没有因为26年前的血腥镇压而却步，只是不再走上街头运动，而是成立各种非营利、非政治性的公益机构，通过专业的社会服务来开展公众教育、维护人权、改善民生。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6年可能时间太短，换不来沧海桑田的大改观。这些公益机构虽然不会被称为“暴徒”而击毙，但仍如26年之前大学生一样冒着风险，随时都被扣上“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嫖娼”、“洗钱”、“境外敌对势力代言人”等可能让人精神崩溃、身体失去自由的大帽子。
这些公益机构虽然自称中立，但26年前的鲜血让言论自由、游行示威、开放报禁宛如一道不可触碰的红线，往往在公开场所避而远之。仍如26年前下跪的大学生一样，在不开放党禁，拥护党中央领导的前提下，期待着高层在法律、政策上给民众赋权，希望高层能多给公众一些温暖，改善民生。当然，不单单是跪着，一如26年前，跪着的同时还有大批校友静坐给政府施压。公益机构不单是谏议，同时还通过联名信、举报投诉信、行政诉讼、游说两会代表等方式施压，当然，也有泪谏、苦谏，如每日一信给总理，千里徒步去信访局等。
为什么是跪着？
其实我是在犹豫再三后含泪写下标题中的“跪着”二字，不仅为自己所处的那悲催无力的处境，更为和那些冲锋陷阵的公益从业者们，这些人冒着被官员报复，被政府打压的风险去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谋福利，在众多人不敢说话不敢行动的时候，他们不仅自己行动，还鼓励其他人加入维权行列，而我却说他们在跪着，也许我委屈了他们，但我在看到26年前长跪不起的大学生镜头时霍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内心有诸多不甘，也想堂堂正正腰板挺起见总理，却即使万人潮动仍然人轻言微，无奈只有下跪也许能感动总理，也许能让总理尴尬难看，也许能激起官民愤慨给总理施压，总之跪着好像成了最合适的选择。只能跪在言论钳制、无法上街、党禁报禁高压下的狭小空间里匍匐工作。
公益机构也分很多种，如慈善服务类、维权类、政策倡导类，虽然分类并非泾渭分明，但为了区分，暂时粗略分类描述。做慈善服务的机构很少有权利意识，更不会参与维权行动，基本上在政府指挥棒下行事，很少有任何公开异议，更不会请愿。维权类公益机构主要是各种法律援助机构，属于个案维权帮助，往往通过法律和行政措施来维护公民权利免受侵害，类似每天都有的下跪的访民，期待公正严明的法官或者法律法规来实现个人权益。政策倡导类公益机构主要实现公民和公民社会由下自上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避免公权力损害社会公益和公民利益，同时提升民间特别边缘人群的话语权，实现决策民主化，这类机构类似长跪不起苦谏的大学生，希望政府倾听民声、修改政策法律以保障社会公益和公民利益。
为什么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维权类和政策倡导类公益机构（以下简称为“权利机构”）也是在跪着呢？因为这些公益机构属于非政治团体，不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基本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处于依法维权、依法参政的模式，大部分手法是政府明文鼓励和倡导的，如法律诉讼、举报投诉、公共教育，调查研究、参与开门立法、游说地方人大代表等。
也许有人笑我幼稚，骂我没良心！这些权利机构哪里得到政府鼓励和倡导了，分明在受到打压报复，近三年来大部分此类别的机构都被迫关门或者被以各种理由刑拘。是的，在现实中的确是被官方打压，但几千年来，以死相谏的民间义士或者朝中忠臣得到的也大都是群臣孤立、报复或龙颜大怒。当然，很多时候龙颜大怒可能因为奸臣谗言称此人是想破坏朝纲或谋反。所以，你做政府书面上鼓励或倡导的行为，不一定换得龙颜大悦，很可能换得“颠覆政权”、“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
这些机构明显是现代模式的机构，毕竟欧美国家也有很多非政治类公益机构，为什么说他们是泪谏和跪谏，而不是一股中立的民间势力呢？最大的区别可能是欧美国家已经有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投票选举等各种政治基础，所以非政党的公益机构可以保持中立性，可以站着表达诉求、毫不忌讳的发表异议甚至发动社群用选票表达。而在中国这样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权利类公益机构通过行动修正了一些不合理制度或落实不到位的违法行为，但很难触碰体制改革，导致治标不治本，如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实现了乙肝携带者可以平等就业、平等入学的权利，再去实现残障人士平等入学、平等就业可能又需要从头再来，毕竟在言论自由、组团自由、参政议政、投票选举等政治权利仍然没有的情况下，还需要在夹缝里再苦战七八年。这个夹缝就是为避免被打击报复，时常要向中央表下忠心，如表明拥护党中央，不触碰政治等。比如某个机构在公告中写道：“国家卫计委的官员在政策发布的前一天专门打电话通知慰问，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俨然成了体制内的小马仔。
另外，权利类公益机构在行动中唤醒了一些民众的权利意识如平等权、控诉举报权，但由于行动的前提是拥护党及中央政府的领导，特别是一些公益机构和政府互动的函件中往往会提及希望官员开明、感谢中央关注等，很难推广公民不服从理念，更不利于公众认识到政权非法性，即使行动成功，参与的民众往往是基于与政府合作的理念及官方认可的行动方式，导致那些得到帮助的社群即使权利得到维护，哪怕有平等机会考取了公务员也成为体制机器的螺丝钉，被体制同化，我很难相信一个艾滋感染者有了平等就业机会当上了城管局领导，就站在底层的摊贩那边，为摊贩谋权益，就如即使副总理是女性，也无益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公民行动基于不触碰政治体制的前提，所以对体制的改革影响甚微。
不少弱势群体在维权中的公开信时常会写：“在中央领导下，社会逐渐进步，＊＊群体权利也逐步得到保障，但目前在仍有相关政策对＊＊群体不公正，希望政府能够……”,还有机构会写：“国家卫计委主任对＊＊＊如此充分的重视，很感激，…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将徒步420多公里到国家卫计委，递交这份感谢信，同时也对去年的建议信进行了完善。”有的机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保障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多项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完善，旗帜鲜明地倡导平等对待残疾人、反对残疾歧视，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理应贯彻落实国家对残疾人的关爱、保障政策。针对残障人士，教育部门甚至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加方便、无障碍地做教师，这样才能实现实质平等…..”有的机构在官网首页登上行政官员视察照片，然后写上类似“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处长对＊＊2013年度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并对＊＊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坚持发扬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表示赞赏，指出＊＊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及广大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深受政府、群众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肯定。”
这样的后果就可能是，在那些公益机构所帮扶的弱势群体权利得到实现时候不仅感激公益机构，更会感激政府，觉得政府的开明才导致权利实现，岂不知造成侵权的根子在于政府，觉得在党的领导下社会逐渐进步、权利逐步得到保障，甚至给政府送锦旗，岂不知这本来就是一党独裁、党政不分作恶的责任，若不作恶，社会进步更快，代价也更小。
跪着是一种状态，不是褒贬
可能需要申明一下，我说的跪着，在我理解只是对某种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褒贬的评论，跪着开展工作是好是坏，是忍辱负重的无奈还是大智慧的策略，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当年的大学生长跪不起，到底该如何评价，也许难有定论。
比如换个角度可能想，社会的改革的目的是提供人权保障特别是边缘人群，若每个人群的权利得到保障，怎样的体制倒是无所谓。但有个问题，那选举权、游行示威权、言论自由权等基本的政治权利为什么不去争取呢？当然，可能和一个机构的使命有关，只是去争取基本政治权利使命的机构好像还不存在。
另外，在恶劣的环境下，假戏真做偶尔哭着喊声“大大”、跪着喊“党中央领导下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也许可以更持久的生存并行动，否则可能导致见光死，根本谈不上社群培育，也许跪着更有利于深耕。虽然跪着促进社会改观的速度很慢，但日拱一卒坚持下去总会有改观的，毕竟我之前所在的机构也帮助过上千人维权，成功倡导政府修改数个保护弱势群体的法规，沉淀下来，估计也影响到上百人的社会价值观改变，看到独裁专制的面目。按照小学水平粗略推算，若有100个这样的公益机构，10年将影响到10万人左右，3000年将影响到三千万人左右，按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当能在社会影响到3%的人，基本运动就可以成功了，不过3000年的确需要愚公那样世代相传的保守、隐忍和坚持….
谁在站着行动？
若权利类公益机构都是跪着，那残联、妇联、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是什么状态？我觉得这些机构是在舔着行动。那不敢维权不敢发声的普通民众呢？我觉得在被强奸着，有人痛苦、有人还能在配合中找到一点快感。
那怎样才算站着行动的人呢？我觉得吉恩‧夏普所说的“公民抵抗”中的“公民”，就是站着行动的人。吉恩‧夏普指出公民抵抗是指人们不使用暴力而行使权利的一种方法，公民抵抗的形式包括：不让你做的事你做了；让你做的事你偏不做；两者都有。比如当年和甘地一起参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政府不让私自制盐，而他们长途跋涉“违法”去海边制盐；比如当年美国的有色人种专门到拒绝黑人的餐厅，专门到禁止黑人坐下的公交车座位上。他们通过体制不认同的方法抗争、维权，以改变现有的秩序、体制。
我曾畅想，当药物昂贵很多人付不起药费的时候，有人公然违反自购药的禁令，发起步行去印度越境买药的行动，也许就是站着抗争，而不是步行千里去政府信访部门建议降价。当政府不允许同性恋结婚，同性恋群体不是去法院打官司要求有结婚的权利，而是选出自己的婚姻登记机构，一批又一批的自主宣示结婚，不再寻求体制内的认可，这也是站着抗争。
这些抗争最大的特点是用体制外管道抗争，会让政权合法性下降，若动员社群够多，直接影响到体制运作，让当权者失去合作、支持，每一点抗争行动都在表明不服从，按照权力金字塔的理论，上位者之所以享有权力，是因为下位者的服从和合作，若不合作的人越来越多，会影响到权力行使。
这也是站着行动可能促进体制改变，而不像跪着那样，年复一年在承认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修修补补。
毕竟，即使我们跪着，人家很难把我们当作赵家人，不仅不会怜悯、羞耻，甚至会厌恶的放狗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