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发展最需反思的十个错”(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04日讯】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减，但这种人口增减却一定会影响城市原本的经济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龄化严重，这种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实际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近20%。
按照有迹可循的标准去追寻，北京这座城市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为一个都城，北京也已经存在了800多年。北京数千年的历史并不平静，河朔之地自古就时常为鉄骑所侵扰，呈现一片肃杀的寂静，但这个城市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未因帝王和时代的变更，而有所削弱，重要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逻辑，推动它一而再地复兴和崛起，持续着自己历史上的繁荣和辉煌。但时至2015年，这个城市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征兆。
事情是从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产业转移和行政中心外迁开始的，但其征兆却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雾霾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个名词称为“北京雾”（Beijing Fog）。作为首都的北京，遥遥庙堂之上，不断有不满之声传来，结果就是3000万人都要面对前途未卜的现实。
对于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除了并非科学的风水之外，并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迁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对北京影响真正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历史的螺旋当中，必须要面对以往曾经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莽莽草原南麓上的边塞之城，到拥有每天1200个航班的世界级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长以及庙堂之上的尖锐批判和沉重压力，北京在这样陀螺般旋转、濒临颠覆的时刻，如果依旧不能科学反思，那只能说是彻底的麻木不仁。可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千万人口的城市，虽然历史是非云集，但却难见真正严肃的科学反思，有能力感叹、评论和吐槽的人很多，有能力、有兴趣做技术性反思和总结的学者却并不多见。没有办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研究学者，只好勉为其难，本着科学检讨的态度，提炼总结北京的城市发展逻辑，进而归结为城市发展中的十大失误，供大家讨论。
01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约现在经济总量15%左右。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反思，无总结，在有其名无其实的学者和官员想象力的自由运作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所以，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误之一。
02公交系统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是领先的，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辆，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无根据自豪的比较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为这是与其他城市比较而言的“领先”，并不是与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比较而言的。以北京的地铁为例，建设周期可以用2000年为界来划分。2000年以前，地铁是为军事服务的，甚至根本就是军管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只有一个环。用日本人钱造的“复八线”，直到1999年末才通车使用。真正的地铁高潮发生在2000年后，那时的北京，因奥运会主办权的落地而赢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问题是，2000年时北京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呢？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81万人。所以，地铁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公交系统还是上得晚了。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是，北京的公交系统的问题远不仅仅是地铁系统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北京地铁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向心的空间导向非常明显，任何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地铁图面前，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核心，越逼近核心，线路越密集。这样的设计与我们反思的北京城市问题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设计，仅仅考虑了城市人口的运输，而没有考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遗留的问题就是，一是人口潮汐运动将出现，上下班挤得要死；二是城市的核心区被锁定，空间结构的改变极为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地铁投资的大量沉没。
公交系统通常是一个复合系统，轨道交通也远不是一个地铁，高效低价的有轨电车系统引进，早于2000年初期安邦咨询（ANBOUND）就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过明确的建议。出租车系统的改革，安邦咨询（ANBOUND）同样也提出过明确的建议，但直到今天“专车”软件威胁出租车运营的情况出现，也未见有效的政策动作，可见政策操作之缓慢。而城市公交系统管理政策的滞后，导致了人口相对于客观条件的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城市病急性发作，导致了城市运营接近崩溃或是实质崩溃，这是北京应检讨的第二个城市失误。
03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北京的地理区位被包夹在河北与天津之间，北京的任何产业动作和空间动作不可能不受河北和天津的影响，甚至限制。北京要喝的水，来自河北；北京人呼吸的空气，同样也来自河北和天津。北京人要想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就得付出代价，要协助河北和天津发展，否则这两个地方的任何发展失误，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将直接回馈影响到北京，造成北京的生态灾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识不到位，实际北京在生态环境上的“份子钱”终究是要交给河北的，这是躲不过去的，但在过去却基本上没有缴过。
在产业发展方面，长期以来，北京重区县规划，轻区域规划。如果反过来，重区域规划，而做限制性区县规划，就不会今天的问题了。现在中央要求北京的产业要转移到京津冀，一时间北京手忙脚乱，实际上北京如果早在区域规划上作出努力的话，那么产业转移和产业体系将会更为平滑，市场更为有效。所以，不能不说产业转移做得晚了，这是北京的第三个城市失误。
04空间设计没有坚持，自由发展
城市的空间开发，如果能够伴随人口及其消费的持续增长，则会表现为城市经济总量在规模上的放大。作为研究城市的学者，我很早就曾经严肃批判过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胜利》一书中的观点，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有利于吸引演说听众的理论探讨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城市都要受到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严格约束，就像你的左邻右舍限制你的行为一样，城市不可能靠自身的空间膨胀过程去解决城市自身的问题。即便这个理论目标真的存在于城市发展的延长线上，其过程本身也必将是无法令人容忍的。
北京在城市空间设计上有过幻想，包括卫星城的建设都曾经在历史上讨论过，可惜都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空间设计的理论主导者和实践者，对城市关键的空间概念无深刻的理解，结果就是有其形而无其实。实际上，这种泛化的概念理解造成的问题到处都是，比如在上世纪末，我就在城市研究中就指出，根据对世界城市的详尽考察，一个城市的CBD建设，单一核心不能搞得太大，太大块儿的城市CBD将会对城市空间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实际呢？从北京西城区金融街CBD到朝阳区的CBD，都在追求平面扩张，搞得规模世界第一。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在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北京的交通拥堵和城市价格水平的高涨，就与这种错误设计有着莫大关系。
实际上，北京的空间设计是失控的，自由蔓延发展的，而且始终没有大的改观，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做出过重大努力，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四个严重失误。
05老龄化认识严重不够，人口政策反复多变
城市从出现开始，就始终是人口的聚落。城市与人口关系密切，城市离开了人口肯定不行，那就“城将不城”了。在任何一个城市中，一定规模的人口，创造了消费，消费创造了市场，市场又支撑了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城市与人口的关系极为密切，发展是因为人口，衰退也是因为人口。但北京市的人口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会是限制，一会是鼓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太阳，这对城市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历史上，北京以知青下乡为由，曾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输出时代。原因在那个时代很简单，就是“养不起”。此后大量人口回归城市，同时又开始了计划生育。再后来城市化兴起，北京周边以致全国各地的人口迅猛地向北京集中，使得城市人口迅速突破一千万，两千万，直至实际承载人口数达到三千万上下的大关。到了2015年7月，北京人大常委会才确定人口政策，终于决定限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并力争5年内使常驻人口下降15%。
问题是，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减，但这种人口增减却一定会影响城市原本的经济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龄化严重，这种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实际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近20%，这是一个惊人的老龄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13.26%的老龄化水平。后来，随着城市化，大量外地年轻人涌入北京，稀释了老龄化压力，情况稍好一点。如果这一进程被终止，那么北京的老龄化问题必将再次凸显，大幅增加城市生活成本。
所以，人口政策的摇摆以及老龄化问题，使得北京的城市生活和经济很难保持有序状态，起伏和波动，甚至紧缩，在今后将会变得更加明显。这是人口的问题，也是发展速度的问题，实际早就应该采取人口平抑措施，始终保持有序而稳定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细水长流，可惜实际政策却没有这样做，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五个严重失误。
06价格工具不敢使用，不能使用
大城市或是超大城市，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的运营管理，在这方面，北京比上海强，毕竟没有出现上海外滩踩踏那样的重大失误。不过，像所有的超大城市一样，管理和运营从来都是大难题，北京、上海都不轻松。一般的来说，城市管理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办法是价格调控，可惜北京由于顾忌首都形象，往往放弃这种作法，改而采用更为具有行政色彩的政策操作。比如车辆控制，先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坚持“不控制”，自由发展；后来看“实在不行了”，一下子又转而采用行政色彩极强的“限购”，而不是使用牌照拍卖等市场性的方法，这表明北京的公共政策研究和采行很不在行，并不成熟。
这样的例子在北京还有很多，如城市的交通补贴也是如此，本来可以采用价格分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可是并未采用。安邦咨询（ANBOUND）很早就建议北京市政府要逐步放弃现有的出租车管理体制，谋求市场创新，缓解和熨平上下班交通的潮汐峰值，可惜北京市政府根本不理解其中之意，根本不大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即便互联网“专车”大潮涌来之际，还在手忙脚乱地动用行政力量维护旧体制。可以说，无视问题的存在，盲目地迷信以往熟悉的行政力量，有价格工具也不敢用，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六个严重失误。
07城市发展速度太快
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我在总结过去几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反复指出过“中国城市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如果回归理性来审视，你会发现，真的几乎所有的麻烦都与对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有关！
根据城市地理信息资料，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8平方公里。1970年代，北京的建成区面积不足200平方公里。2000年的时候，北京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是488平方公里。2012年，北京的建成区面积却已经高达1289.3平方公里。看到这样的数据，不用多讲大家也知道在2000年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北京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展速度快的后果就是粗放，这种粗放未必表现在明处，表面之处，更多的时候，表现在“该有的却没有”。比如，上世纪末期，我在安邦咨询（ANBOUND）带队考察了世界上的若干城市，回来就建议北京一定要建设城市森林，改善城市小气候、小环境，提升城市土地价值和资产价值。当发现北京的管理部门并不了解城市森林的意义之后，我又在各种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阐述过城市森林对于城市降尘、热效应、景观和土地价格的意义。可惜，当时学界权威以及政府官员都以为景观、绿化草地就算是“城市森林”了，每每用绿化面积来搪塞。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现在人人都笼罩在PM2.5的阴影之下，应该知道“城市森林”概念的人会多一些了吧。
城市发展速度过快，总会导致各种失序问题的发生。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污染河流的治理无法顾忌，城市的各种生活成本迅速上升，空间的功能交叉混乱，交通堵塞，实体产业生存困难，一场大雨就能让城市体系崩溃，各种城市病症都会出现，甚至急性发作，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七个严重失误。
08城市文化财产失控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但现在的北京除了少数人满为患的胡同之外，极少数点状分布的“北京符号”之外，北京的城市风貌仅能说是一个“普通的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历史特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大拆大建之外，毁掉了城墙、牌坊，更多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占用了过多的内城历史空间。很多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筑被拆除，使得城市景观和肌理被严重破坏。
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价值含金量最高的资产，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将之称为是“文化财”。城市中，每一个得到保护的文化资产，其周边的土地和建筑，都会有超乎寻常的升值，反映出文化的资产价值，上海的“新天地”对历史文化元素的运用和设计很勉强，但就是因为沾了文化的边儿，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应该说，在历史和人文方面，北京失去了太多的历史财富，交换来的却只是昙花一现、充满城市病的“现代风光”，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八个严重失误。
09城市的美国化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空间尺度，这种空间尺度反映和代表了城市的风格。石库门房子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四合院有四合院的风格，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北京的问题在于，仗着自己1.6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大空间，肆无忌惮的平面扩张，大肆引入美国化的空间尺度，宽阔的马路，超大的停车场，高层建筑，郊区化的商业布局，大而无当的商业中心区块以及对环境大肆侵彻的扭曲建筑，这些充满美国风格的城市规划，经过中国最高规划权威之手，在政府官员急切的发展愿望之下，居然就大面积落地实现了。先是苏联味道，后是美国风格，使得北京渐渐失去原有的历史风情，人们不但被迫要生活在一种高碳环境之中，每天还要将大量时间用于交通往返，生活变得乏味不堪。应该说，这是北京的第九个严重失误。
10首都功能设计不周
任何人在北京只要稍微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几十年来，一个接一个的城市规划，都经过了国务院建设部门的审核，结果却只是让问题越来越恶化。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它同时要满足和兼容首都与城市两类不同的要求，一个城市空间，承载两种责任，就是北京的特殊性。问题在于，北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可以说在“城市”的方面，考虑的比较多；在“首都”的方面，考虑的比较少，这就导致北京作为“首都”存在着某些缺陷，无法有效满足大国首都的“大政治”。
应该承认的是，在中国的建筑设计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奥斯卡•尼米叶尔那样“懂政治”的伟大建筑师。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的政治领导人不懂建筑学和城市美学，北京的建筑师又不懂政治，两者还经常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彼此心生抵触，于是城市发展问题愈加恶化。其结果就是，北京作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城市，“首都元素”的表达却仅仅局限于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区块（天安门），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第十个严重失误。
当然，对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来说，“十个失误”是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要总结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对于北京来说，佛陀的悲天悯人情怀，并未能解决云云苍生的现实问题。而且正如“普通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经常使用的“表态”，北京有发展中的成就，也有发展中的问题。一切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这肯定没错！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于世界的这一轮“城市化运动”，北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教训，让人类意识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什么才是真正最宝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