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曾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反党集团”。这些人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是共产党人；有一般干部、党员或群众，也有党、国家领导人；有新党员，也有建党初期老党员；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有党、政、军、政法人员；有已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但因很敏感，至今无人系统研究。
按历史时期，中共“反党集团”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
“反党集团”开始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打成形形色色的“集团”，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但一直未用“反党集团”名称。最早定性“反党集团”的，应是延安整风中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
“反党集团”扩至高层。中共建政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不过当时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1955年3月，中共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首次公开宣布“高饶反党集团”。此集团后来扩大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饶被打“反党联盟”后，接着被打“反党集团”的是胡风。胡风——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因1954年向中共递交30万字《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不同意见，1955年1月，中宣部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对“胡风文艺思想”公开批判。5月《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撰编者按，断言胡风是“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随后胡风被捕。6月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2100余人受牵连，92人被捕、62人隔离审查、73人停职反省。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党集团”。
（三）1957～1958年：
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当时“反党集团”最多是文艺界。1955年9月，中国作协就将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集团成员还有包括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958年7月，中宣部作《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处理有不同意见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副书记黎辛打成“反党集团”。
反右斗争中，很多省都在文艺界打了一批“反党集团”。如河北有省文联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辽宁有沈阳市文联主任王化南、主编郭墟、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吉林有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小白楼反党集团”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安徽有文联党组成员王影、石青和编辑部副主任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省文联主席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浙江有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广东有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广西有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林焕平、桂林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四川有《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反党集团”。
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人民铁道报》社以副总编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通俗读物》出版社有蓝珏、于干等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鞍山日报》社有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高校，也有很多“反党集团”。如中央美院的“江丰反党集团”；东北工学院民盟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
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章罗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各省也有不少“反党集团”。江西不仅有民盟江西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副主委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广东农工民主党有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中央机关中，有司法部副处长王左平为首的“反党集团”、监察部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
各地“反党集团”就更多。安徽有副省长李世农为首“右派反党集团”；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为首“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广西有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反党集团”、副省长陈再励为首包括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四川水利厅有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九名“反党集团”；云南有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反党集团”；贵州金沙县有副书记李乃蔚为首“右派反党集团”；甘肃有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银川地委书记梁大均为首“右派反党集团”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
（四）1959～1965年：
“反右倾”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1959年8月于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后，中央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如水电部党组“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张闻天反党集团”；福建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的“反党集团”。
习仲勋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网络图片）
进入1960年代，“反党集团”更多了。如解放军总政主任谭政被诬“反毛泽东思想”而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科院孙冶方、张闻天因提出尊重价值规律，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重庆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因反映四川饿死人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五）“文革”时期：
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文革”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接着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统战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不久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
“文革”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这些“反党集团”的共同特点：他们从来没反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