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作家王实味在延安整风后被秘密处死。（网络图片）
作家萧军因1935年8月出版描写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赢得了“抗战作家”的荣誉。1938年，萧军身背褡裢，柱着木棍，从山西吉县步行来到延安。之后，他去了西安，因与萧红维持六年的婚姻破裂，遂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专一学生结婚，于1940年携妻小再次来到延安。
再回延安，日子不太平了。胡乔木在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指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主要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一些人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边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叫他及夫人回去，并说两方面都有错。”
那么萧军错在哪里呢？这场整风运动确切地说是因为王实味而引起的。王实味是何许人也？王实味应范文澜之约，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
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的任务就不同了，它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党不要过多地干涉文艺创作，要让创作者有充分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就是要为党服务，围绕着党的政治工作与思想理论作积极宣传，任何对党有意见、并牢骚满腹的行为就是反党行为。王实味的牢骚思想立即遭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彻底批判。以整风名义召开的大会对王实味思想进行了无情批斗。毛泽东首先发言，其后是其他到会者的深刻发言。到会者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自觉性与觉悟性相当高。在会上，王实味几次想为自己的言行作一番辩解，可每次话还没完，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对此，萧军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
散会后，萧军愤愤地说：“这种批斗无疑就是往人脑袋上扣尿盆子。”此话被一边的陈学昭听到了，陈学昭是从法国留学归来，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延安是学历最高的一位女同志（写有《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57年被打成右派），她立即把此话汇报给党组织。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中国文坛享有大名的诗人）等四名代表来到萧军家，指责他破坏了批斗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受不了这气，当场把这四人赶出家门。
此后，萧军日子一直不好过，心里也一直不痛快。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就王实味的事再次“将”了与会者一军。这下犯众怒，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批驳萧军的言论。萧军孤身一人，舌战群儒，唇枪舌剑至凌晨两点。最后，辩累了的萧军主动让步，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
丁玲不愧为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她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丁玲说了真话，她确实了解共产党，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需要不听话的朋友，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朋友。她于四十年代末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之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萧军刚平息的怒气又上来了。他的脸色是红里透青，腾地一下站起来，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说完，萧军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
萧军所以敢牛，是因为他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还是蛮高的。早在1937年，延安陕北公学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便作了他对鲁迅最早的和惟一的“专论”式讲演《论鲁迅》，其中共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一篇就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萧军在延安不仅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担任了文艺月会的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和《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要职。萧军曾与毛泽东多次单独喝过酒，他认鲁迅为老师，认毛泽东为大哥。对此，毛泽东不但不生气，还多次给萧军写信，以挽留准备回重庆的萧军，这在滞留延安的那些作家群中是少见的。
对于萧军不听话就不给饭吃，这在延安整风运动前还只是小动作。像王实味不听话，对党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同志给予他的处罚就是没讨价还价余地了——直接剥夺他的做人权利。
促使对王实味杂文被批评升级成为文艺整风的整肃重点对象，是源于王震、贺龙、朱德等几位政治家直接干涉的结果。当王震一行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看完壁报，王震就大声骂起来：“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指王实味）在后方吃饱饭骂党！”骂了之后，王震又来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是问。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王震与贺龙一起狠批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后，大诗人艾青（写有长诗《大堰河》等，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言，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实味的种种罪恶，申明一个文艺家对革命阵营应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同时呼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
为何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因为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就是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逮捕入狱。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因所谓的“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秘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时，从其身后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将他砍死。怕被人认出，乱刀百次，再将血肉模糊的尸体丢于一口枯井里。其手段是何等的残忍。
（也许“革命者”总是手不软、心不软的。像严凤英，生前被诬为黑线人物、国民党特务，因承受不了被诬陷的巨大压力，最终服毒自杀。死了，照常理或法理，人死如灯灭，就其“肉体”而言饶过便是了。然而善于斗争的“革命者”却不肯罢休，竟将严凤英的肚肠剖开，查看有没有与国民党联络的微型发报机藏在里面。还有，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江西省常委们在讨论要求执行死刑的报告时，反对意见只有三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她喊反革命口号，便用竹签把她的下颚和舌头刺穿在一起。）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的。这群知识分子后来走出延安，个个赤胆忠心，并且很大一部分人自以为亲耳领受过毛泽东的讲话，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于1957年纷纷被打成右派。
由此看来，延安整风运动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红斑狼疮”，也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纵容并铸就毛泽东做专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都像萧军、王实味那样在毛泽东和党面前敢说真言，那么，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的，至少舆论监督不会像现在这样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