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同党!毛泽东为何被国军捕获后免死获释?(图)



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毛泽东曾被国军抓获。(网络图片)

中共最高层很多有被捕后卑躬屈膝,求乞讨饶的经历。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近年来,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党的真相,也开始大白于天下。

“被捕”后“急智脱逃” 《西行漫记》露破绽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一直没有旁证,只有毛泽东自己的交待。这一交待被中共一直肯定,其党也无人敢去议论,海外人士也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记录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答应释放毛,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然而,这个故事版本经不住有心人的考证。1948年秋天,中共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谈起这些事情,但是,可靠与否,当时她心里也没有谱,其他人也是将信将疑。

大约2000年左右,金姓教员女儿和她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到北京探亲访友,上图书馆看报看书,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泽东。这篇谈话在毛泽东湖南故居纪念馆展出,大约两百多字,考察起来,有造假嫌疑,很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

但是,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反复钩沉,历史真相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

樊崧甫在第五次围剿共党时抓到毛泽东

一般认为,1927年毛泽东被民团抓捕是其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着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国军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曾经将毛泽东抓获。

樊崧甫是国军高级将领之一,爱骑白马,故称“白马将军”。1933年国民政府对共党盘踞的闽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这一次,共党全线溃败,无奈只好长途逃窜。

就在这一时期,樊崧甫的部下抓获毛泽东。毛泽东开始百般抵赖其真实身份,但军长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三寸狡辩之舌无法蒙混过关。

樊崧甫是江湖帮派“洪帮”中人,抓到毛泽东并明确了他的真正身份以后,向蒋介石隐瞒了这个消息。最后,他决定给毛泽东路费,让其装扮成普通百姓后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或许,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不遵从命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共党占领上海,被放出来。共党对樊崧甫这个国军大员,不但不抓,反而极尽优遇,派专人去保护他的住宅,专门把他请去谈话,请他出任中共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共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中共的“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中共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樊嵩甫这个国军高级军官,在中共建政后不仅毛发无伤,还能身居要职,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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