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泽东与(中)波尔布特,(右)英萨利交谈。(网络图片)

在柬埔寨,有一个曾经令人闻声变色的人物,他就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其人,乃是毛氏思想的绝对崇拜者。在中国,毛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夺取政权之后,又围绕消灭私有制开展一系列政治运动。毛的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其个人梦想担当国际共产运动领袖的欲望不断膨胀,毛开始不遗余力的进行所谓的输出革命,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白眼狼和酒囊饭袋,唯独波尔布特可以算是毛的得意门生。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造成了柬埔寨非正常死亡200万人之多,人口骤减1/3,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恐怖巅狂,可总结如下:

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革;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步毛的后尘,甚至全面超越了毛,毛想到而未能做到的事,他在柬埔寨都敢付诸实践,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的教诲。他对毛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这时正是毛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毛除了在思想上武装波尔布特,还在物质上给波尔布特大力支持。在中苏公开分歧后,东南亚共党也发生分歧,波尔布特亲中,是狂热的毛派分子。波尔布特在中国的3个月朝圣令其大受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效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该年波尔布特再次访华,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赤柬中央军区仅有4个警卫战士,到1969年底也只有3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完全得益于中方的大力扶持。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同样紧跟毛。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伟大领袖”,听取指示。毛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对毛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按照毛和波尔布特的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说“城市太大了不好”,这成了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方针。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只能说这是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